二三十年前或者更早的断案，法庭科学发展还很初步，目击者或者受害者的证词是至关重要的，法官或者陪审团基本上就是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做出最后的判断。但目击者的证词不一定是准确的。美国海军和耶鲁大学的一项合作研究表明在警察给予压力的条件下，目击证词只有49％的正确率，也就是一半是错的；如果给目击者比较宽松的环境，他们的证词正确率可以提高到76％左右，差不多还有1/4的人要被冤枉。随后法庭科学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包括DNA证据，视频分析，微量痕迹分析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或者纠正了目击者们的错误。下面说两个DNA证据否定目击者证词的早期案例。

1987年旧金山发生了两起强奸案，受害的两位女性对罪犯的描述一致，都是年轻的墨西哥裔美国人，身高约5英尺7英寸，随后通过两位受害者描述得到的罪犯头像非常一致，警察自然也怀疑这两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根据头像，警察很快就抓到了一位嫌疑犯，并让受害者去指认。其中一位受害者毫不犹豫的指认出他并非常肯定他就是罪犯。幸好那时候已经有DNA技术了，辩方律师要求做DNA测试并与犯罪现场的DNA比对。结果很明显，DNA对不上，受害者认错人了，随后案子死活找不到其他疑犯，只好暂时搁置。但是不管怎么样，DNA证据的确表明了两起案件是同一个人犯案。两年后，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一起强奸案，而且罪犯的DNA与1987年的两起案件一致。警察动作迅速，很快就抓到一位嫌疑人，Armando Quintanilla，他的相貌正好与两年前的那张头像非常相似。DNA证据的结果也表明Quintanilla就是这三起强奸案的罪犯。

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强奸案发生在1990年。一名叫Carol Sanders的单亲妈妈和她7岁的女儿居住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8月7日晚，Sanders睡在厅里的沙发床上，突然她感觉到有人压在她身上，罪犯太强壮，Sanders反抗毫无作用。因为罪犯拉了一个枕头把Sanders的眼睛挡住，所以Sanders看不到是谁在攻击她。当罪犯逃离现场后，Sanders报了警，她对警察说她非常肯定强奸她的就是她以前的男朋友John Davis。他们俩最近几个月关系不好，经常争吵，Davis还在他情绪不好时候会攻击她。此外Sanders说罪犯强奸她是吻她的方式也让她肯定罪犯就是Davis。基于这些证词，经常逮捕了John Davis。不过Davis坚决否认自己强奸过Sanders，DNA证据也肯定了Davis的说法。随后Davis提供给警察一条可能的线索，在Davis被关押期间，他认识了一名叫Gregory Ritter的罪犯。Ritter曾经是Carol Sanders的一位女性朋友的男朋友。当Davis提到自己是因为Sanders被强奸也被抓的时候，Ritter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根据这一点警察试着调查了Gregory Ritter。根据Sanders的描述罪犯应该有很盛的胸毛，Ritter的确符合这一点。Davis并没有胸毛，但是警察不会这一点而不拘捕他L。FBI总部在Quantico的实验室做的DNA测试证实Ritter的DNA与犯罪现场的DNA相符。但即使在这么强有力的证据下，Sanders依然坚持说是是Davis强奸了她。法官可不管这一套，判了Ritter 40年的刑。要不是DNA证据的话，可以想象Davis一定麻烦大了。

这两个案子显示受害人的证词有时候也是不准确的，各种科学证据正是用来弥补目击证词的不准确，从而确定谁是真正的罪犯。科学证据有很多种，指纹，DNA，痕迹，化学成分分析，弹痕等等，每一种证据都有其弱点，综合各种证据一起考虑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