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批评的批评]之十二

           书法批评要实事求是

                 ──评邵秉仁书法观念及书艺

      曹利华

    兼有行政领导职务，并在书法上有所成就的，其工作大多与文化（文科类）有关，如于右任、林散之、郭沫若等。而邵秉仁是一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者，搞经济，又是领导，却如此关注书法，并有较深的造诣，实在不多。

邵秉仁对书法的贡献，首先是他的书法观念。他在谈书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从文化安全的高度指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崛起，还必须有文化的支撑。面对‘西化’，文化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书法家有责任使传统艺术成为国人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为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国家的文化安全作出自己的努力。”（邵秉仁：《光明日报•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几个问题》，转自《书法导报》2009.6.17郑培亮文）邵秉仁的提醒，并非空穴来风，有人不是提倡“把书法引向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吗？一方面说西方艺术家既不懂汉字“六法”，更“不具备一个真正书法家的观念立场”，对“文字造型的既定约束”他们“弃之不顾”，甚至对“文字笔顺下的时序规定，他们也完全不甚了了”......但是他们“却发掘出了中国书法中长期被埋没、无人注意的深层宝藏......并在艺术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的话剧时，中国书法家们却在昏昏然地大谈颜筋柳骨，点画功夫。这真令人心酸不已”。（陈振濂:《中国当代书法与西方“书法画”》，《中国书法大观》第676页）这不就是在公开宣扬中国书法的发展必须走西方抽象派绘画的道路吗？在《邵秉仁谈书法与传统文化》一书中，他在分析当前书界的状况时说：“我国当前处在改革转型期，多元的价值观，一方面扩展了人们的选择自由，但另一方面，也模糊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传统的价值观被功利价值观消解，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以戏谑为崇高；以经济利益为中心，金钱至上，对社会公益漠不关心；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凭空炒作，急功近利，这些反传统道德的现象不可忽视。”他不仅高屋建瓴地从文化安全的高度提出书法应承担的责任，而且十分尖锐地指出当前书界所存在的问题，并对书法如何传承传统文化表达了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

汉字则在方块形内以一种潜在的审美理想，对客观事物进行抽象的提炼概括，不仅使汉字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使这种符号本身具有独特的形态美和深沉的意蕴美。

这段话有三个要点：1，汉字潜在着美质，它来源于形象又超越形象；2，汉字是外在事物形象的抽象，它的审美特征不是形象性，而是形象的抽象性3，汉字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而且具有审美功能。这样汉字演变为书法（艺术）成为必然。

书法的创作，绝不是凭空臆想，聚墨成形，任笔为体。有些书法，胡乱涂鸦，肢解汉字，写的汉字，越来越丑。在我看来，这是严重亵渎中国书法。

书法不是美术，如当作美术，必然转向形式构图、美术造型或非文字艺术。这就脱离了书法的本源，泯灭了书法的人文精神。

这里揭示了书法的本质特征，即以汉字为基础的造型艺术，肢解了汉字，也就葬送了书法；汉字造型不仅有其形式美感，而且有其内在意蕴，否定了后者，“就脱离了书法的本源，泯灭了书法的人文精神”。

只要我们积极地融入社会，我们的作品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折射出时代的风貌。而不同时代的艺术风貌、主流书风，应该在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才会凸显出来。

汉，产生了草书；唐，孕育了狂草。清代则不盛行草书，主要的原因，在于思想的禁锢，在于环境的封闭，在于个性的压抑。在思想意识被完全禁锢的时代，旭、素的颠狂是不能容忍的。那么，草书也就失去了它成长的土壤和气候。

这里深刻地阐述了书法与时代的关系。书法的风格，首先是时代的风格，时代风格，形成了书法的主流书风，晋韵、唐法、宋意无不如此。草书产生并发展于汉、唐，首先就在于汉、唐处于相对开放的时代，书体的演进与时代发展的巧妙融合，造就了中国书法的历史巅峰。

邵秉仁还对当前书界所存在问题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

并不是所有新出现的东西都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诡怪百出、弄异炫奇的东西，昙花一现，随即遭到唾弃，就不能称为“新”，而是陈腐的、低俗的、落后的东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总体上看，由于传统继承不够，又缺乏必备的文化素养的支撑，书法作品雅的少，俗的多；文静的少，张牙舞爪的多；内涵少，追求形式摆花架子的多；自主创新的少，跟风的多。

在书法实践上，邵秉仁坚持书法艺术的主流方向，从晋韵到唐楷延伸到明清，牢牢把握住了传统书法的精髓和特点。在展厅里，我细细观赏着他临写的褚遂良的《阴符经》（见图1）。邵秉仁为什么要临写褚遂良的《阴符经》呢？他在《跋》中写了这样一席话：“褚书阴符经笔力雄赡，气势古淡，深合魏晋遗法，为其代表之作。……褚书初学史陵欧阳询，继学虞世南，终法二王，自创一格。其笔法萧散恬淡，既有唐楷法度之严谨，又得二王之凝练虚动，一扫北碑一统天下之局面，为唐初四家中有开创性书家，是继承晋人书韵及法则之大成者，为唐以后书法全面兴盛提供了丰富借鉴和想象空间。”

图1       邵秉仁         楷书〔四条屏〕节临褚遂良《阴符经》     《阴符经》局部       

    褚遂良擅长真书，书学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能登堂入室，别开生面，他的书法融欧、虞为一，方圆兼具，波势自然，结体较方，比欧、虞舒展。用笔强调虚实变化，节奏感较强，晚年益发丰艳流动，变化丰富。唐人评其书风“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据说褚遂良奉旨书写的《阴符经》，有一百九十卷之多。这部令帝王将相痴迷的著作《阴符经》与《道德经》齐名为道家双璧,它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历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智谋之士，对它十分重视。邵秉仁选择褚遂良的《阴符经》就在于：从书体上兼晋唐为一炉，极富个性；从内容上为古代文化之精粹，内涵丰富。邵秉仁追求书法的中和之美，追求多样性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法则与韵致的统一。他所临的这幅《阴符经》，点画潇洒流动，方圆兼备，率意中存法度；笔势纵横，跌宕多姿，无雕琢之气；结体宽绰大度，欹正相谐，饶有情趣。楷书能达到这样的水准，没有长期的修炼和坚持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从他众多的书法小品、手札（见图2）中，看出他楷书的坚实功底。

                        图2              邵秉仁            楷书手札

    他的行书（见图3）有晋书之余韵而无妍媚之气，有唐书之法度而无森严之规，有明清浪漫之萧疏而无粗头乱服之态。如果上联中的“终”、“坐”二字收敛有度，开合适宜，这幅对联列为上品是无可怀疑的。

                                图3    邵秉仁  行书联 

    邵秉仁的书法强项是楷书和行书，小幅的行草书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例如他临写的长卷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图4)以及他以自己所作的诗词为内容的书法作品，书写都极为秀劲飘洒，灵动自然，深得“二王”笔韵。

                   图4          邵秉仁        临写长卷范仲淹《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局部

    邵秉仁的草书，特别是大幅草书，明显受到王铎、傅山的影响，但是毋庸讳言，终因笔力柔弱，结构松弛，留下较多遗憾。例如草书《天籁》：“天籁空自鸣，余音绕故宫。清辉炼如洗，明月映华庭。”（图5）由于“天”墨重而力弱，引带出“籁”，线条急促，三点之后，“米” 的竖画不到位，“欠”的末笔无顿挫，整个结体松散（参见图6王铎“籁”字），随之数字也是气断力薄。“绕”字企图重整旗鼓，但由于缺乏线条流动的必然关系，之后数字仍然是互不相干。直到最后一句“明月映华庭”似乎才找到了感觉，笔墨流畅，引带自然，浓淡、润涩、粗细、欹正，变化丰富，意韵生动。但是毕竟由于入境太慢，整幅作品的缺憾难以遮掩。

                图5 邵秉仁〔条幅〕草书《天籁》       图6      王铎“籁”

    由于邵秉仁的大幅草书，是近几年才开始创作的，能达到目前的水平，实属不易。我们在评价邵秉仁书法的时候，也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绝不能因为其职位高而妄加吹捧，这对本人、对观众都是无益的。叶培贵在评论其作品时，有这样一段话：“秉仁先生在已有的基础上致力于大幅、榜书的探究，这次的展品充分显示了超人的艺术转换和笔墨创造能力。无论是丈二巨幅，还是尺八条屏，都是恣肆纵横，激越跌宕，韵意飞扬，气势夺人，深得明清大家特别是徐渭、王铎、傅山的神韵，切实体现了‘笔墨当随时代’的最求。”（《书法导报》2009.6.17）我是认认真真看了展览的，这样的评价无论如何不适当。“笔墨当随时代”是邵秉仁书法的最大特点，无论他的书法观念，还是他的创作实践都是按照这样的宗旨去努力的。但是书法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以及书法作品本身所体现出的内容，还不能完全等同。如同一个人能写出一首好诗，但不一定能写出一手好字，能将一首好诗用一手好字写出来，是最理想的，但不是能轻易做到的。邵秉仁能用楷书、行书书写自己创作的好诗，已经是众多书家望尘莫及的事了，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为什么一定要将其神化到无可再进的地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