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水圣水坊二三事
莒州正堂张文范与沂水圣水坊
刘海洲
张知州的这次重大的公务活动(祈雨)并没有载入史册,《莒州志》和《沂水县志》以及所有史籍都找不到有关此事的记载。多亏圣水坊遗址中遗留下的唯一一通石碑,这通石碑记录了莒州知州大人祈雨的原因,以及修葺庙宇的前后经过,才使后来的人们了解了圣水坊曾经接待过这么一位达官贵人,也为我们对圣水坊的历史有了更多的认识。
这通首题为《重修圣水坊记》的石碑,现存于云水禅苑景区龙兴寺(原圣水坊遗址)大雄宝殿的地宫内。碑高124cm,宽55cm,石灰岩质,碑文为楷书阴刻,石碑两侧刻有装饰图案,为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重修三元殿、龙王庙后所刻立。现将碑文抄录如下,为普通读者阅读方便起见,笔者对碑文作了句读标点。
(额题)重修三元殿龙王庙
(首题)重修圣水坊记
(碑文)余再摄沂事。揽辔至,正时值不雨,蕴隆之势骇目伤心,沂之人岌岌乎皆思鸟散。在《春秋》无麦必书,无禾必书。先此毒雾数布,来麰不实,既无麦矣,苟复无禾,嗷嗷余黎其靡孑遗乎?余率属僚行雩礼,又虑微诚不克邀天和御烈灾,因挟沂之人询究故事。佥曰:“郊之西圣水坊灵泉出焉。每遇旱,邑之侯即诣之,取池水以致龙作雨,辄有奇应。”余遂亲履其地。岩林幽蔚,境宇清旷,洵治右胜,概如言。行之,果沛时澍,四境获苏焉。所悯者阅岁久,祠颓泉湮,日就荒残,难以事神福民也,捐资重葺之。三元殿、龙王庙,及诸洞沼,次第修浚。以为侑妥。地庶有籍乎?余因有所感矣!礼幽泽人,有司之也。天灾流行,何时有?修旧之典容可缺以资余,故草草从事,因理目前矣。若远虑绸缪,久而勿替,则后余者之任也。尚其因陵为高,踵事增华,不特余之事举永嘉赖焉,其为沂人澹灾赐福也,又何有穷哉?!
以现在的观点看,过去一遇到灾难时就求神拜佛是愚昧迷信的行为,而为了求神拜佛而花费大量财力人力修建寺院道观也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产生了众多的祭祀活动并逐渐形成严格的礼仪制度。在整个封建社会,祭祀活动和修建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庙宇建筑,是各级政府官员的主要工作和重要职责之一。那么,参与重修圣水坊这项重大工程的人员,都是哪些人呢?石碑的落款处写得清清楚楚,按次序排列是:
为了验证碑文的真实情况,笔者查阅了《重修莒志》和清代《沂水县志》。张文范是康熙年间第六任莒州知州。《重修莒志》卷七“官职表”“知州”栏下:“张文范,(康熙)九年任。有传,康熙志止此。”他的继任者是屈逸乘,康熙十三年接任。由此可见张文范担任莒州正堂是在康熙九年到十三年间,共有四年时间。在《重修莒志》卷五十七“文献志·人物·名宦”又载:“张文范,宁远人,荫生(因祖上有功劳而被提拔的干部——引者注)。康熙九年,当地震未宁之会,百姓辛苦垫隘,无所栖息,流转迁徙,田土荒芜,文范招抚有方,民皆复业,朝夕劝课,渐辟污莱。已乃修学教士,重葺志乘,有古循吏之风。”从这个人物小传上看,张文范治理莒州是很有成绩的,因为他上任时的前两年,即康熙七年刚刚发生了郯莒大地震,他上任后招抚灾民,带领群众清理废墟,积极恢复生产,使莒州人民能在废墟上重建起家园。此后他还重修了莒志这一巨大文化工程。既然他是个造福民众的好知州,当沂水大旱时他亲自出马来圣水坊祈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张文范任职莒州是在康熙九年到康熙十三年,这通石碑的刻立时间却是康熙十七年。那么,到底这次祈雨并修庙的活动是哪一年呢?
查清道光七年的《沂水县志》得知:“康熙七年,地大震,有声如雷,民居倾圮大半,压死者甚众,沂水尤甚。十年,沂水大旱。十一年,沂水蝗食稼。十八年,沂水饥。”《沂水县志》的记载正与碑文相符:康熙十年,沂水发生了大旱灾,此时张文范正巧是在莒州任职的第二年,并没有离任。从县志和石碑上的文字两相参照印证得知,张文范以知州身份来沂水圣水坊组织的这次祈雨事件,是发生在清康熙十年,即公元1671年。祈雨后旱情解决了,修葺庙宇是随后的工作,因为修缮了多处地方,在这个狭窄的山坳里,运输建筑材料很不方便,也许整个修葺过程用了几年的时间,所以,张炅撰写并书刻碑文的落款时间是康熙十七年。如果不查阅史籍,看到碑文的落款时间就盲目地认定这次祈雨和修葺活动是发生在康熙十七年,而康熙十七年沂水并没有发生旱情,因此怀疑碑文内容的真实性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莒州在历史上曾领属莒县、日照、沂水、蒙阴四个县。沂水在清代中晚期才改属沂州府。至于碑文中“余再摄沂事”和落款的“莒州正堂兼摄沂水事”两处,从字面意思看,似乎是张文范以知州的身份兼任着沂水知县,这种兼职,从政治制度上讲是没有这个规定的。过去县级官员更换非常频繁,有的因为待不下去走了,有的双亲中突然有病或死亡,不论做多大的官,都要马上回家侍奉父母或守孝至少三年。所以县级官员经常出现空缺的现象。清代《沂水县志》对历届知县的任职时间,没有具体记载,只是大体排了一个人名单,根本无法从县志上查出,张文范在担任莒州知州期间,康熙九年或十年里,沂水知县是否存在空缺现象?但在这个时间段,沂水知县更换是非常频繁的,在康熙元年至十四年中,先后出现了7名沂水知县,平均两年换一次。如果沂水知县临时出现空缺,莒州知州张文范曾临时兼任一下沂水县令,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杨光溥虽然官至山西按察司副史,赠太中大夫,官衔二品,但他来圣水坊时已是卸任归田了。张文范却是在莒州任上,以知州身份来圣水坊的。另一点不同的是,杨光溥是作为一名诗人寻幽访胜来圣水坊的,张文范却是作为朝廷官员为解救沂水人民的旱灾之苦来这里的。可以肯定地说,在封建时代到过沂水圣水坊的官员中,时任莒州知州的张文范是官衔最高的一个了。
上文是刘海州的师院同学“懿男正潇洒”网友发到群中的。我在群中说:“今天发的此文,一读便有亲近感。因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群的宗旨:沂蒙地方史研究。沂水的圣水坊是我所熟悉的,也是我亲手把它送进了临沂佛教开放寺院的队列之中,但从没有见过这通珍贵的、保存在圣水坊地宫中的石碑,更不可能读这通珍贵的碑文。
当细心读完此文之后,便有冲动想认识这位笔者刘海州。百度之后,通过刘海州认识了沂水的文史专家冯熙伶,他曾担任黄忠主编的《沂蒙大观》副主编。顺路又找到了刘海州的活动照片,原来他是“著名文史专家、临沂大学教授刘海洲”,最后得到了懿男正潇洒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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