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波高文晶对陶洙卒年的荒唐考证

 

近日，我公开举报和谴责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曹立波指导的高文晶硕士毕业论文《陶洙校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研究》严重抄袭剽窃陈林多篇学术文章，论文存在严重的隐匿证据和撒谎等学术不端行径，所举“罪证”不过是择要点明而已，事实上我的每一项指控都可以罗列更多的证据，并做更为详细深入的分析。

我在百忙之中腾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细读高文晶的所谓“论文”，深感曹立波、高文晶的学术不端极为恶劣，完全丧失了学德和师德。今天我要举证分析的事实，就是曹立波高文晶师生对陶洙卒年的荒唐“考证”。

高文晶在其“论文”《摘要》中写道：

《北京师范大学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下简称“北师本”）发现之后，陶洙也随之受到关注。但陶洙的生平经历难详，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诸多困难。本文即尝试澄清有关疑难：一是，陶洙的生卒时间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笔者经多方调查，证实陶洙生于1878年，卒于1959年。

结合高文晶的“论文”来看，这一段话充分表明高文晶贪人之功的卑劣无耻、胡乱考证的荒谬绝伦。高文晶的导师曹立波自然难辞其咎。陶洙的生年疑难，当然不是高文晶通过其“多方调查”得以澄清的；陶洙的卒年，高文晶也并没有调查清楚，何以“证实”？

本人陈林自2008年7月确证陶洙伪造贩卖“脂砚斋评本”的罪恶行径之后，四年来一直苦心孤诣地搜罗考证陶洙的家世生平资料，在个人新浪博客和网易博客上发表了大量翔实深入的考据文章；而“红学界”在此期间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一篇文字。迄今为止，从公开的材料来看，陈林掌握并发布的有关陶洙家世生平的资料毫无疑问是最翔实最准确的。

高文晶在其“论文”《附录》之《陶洙生平查访录》中称，高于2011年1月12日将其论文中关于陶洙家世生平的文字发邮件给陶洙的孙女陶扬（第55页），陶扬于3月18日在电话中告诉高：“我把你写的东西给我哥哥看了……我哥哥详细看了之后说，（你和我们）两边的材料基本相符，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放心写。”（第56页）

如果高和陶家所说属实，本人陈林倒是很高兴，因为高文晶关于陶洙家世生平的叙述，大肆抄袭剽窃了陈林的学术文章，陶家的叙述确认了陈林考证准确；陈林更骄傲的是，高文晶未敢抄袭剽窃的部分，甚至还有陈林掌握而迄今未发布的资料，很可能是陶扬正在编纂家谱的哥哥也未能发掘到的。

陶洙生平家世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彻底理清陶洙伪造贩卖一系列“脂本”的罪恶行径。陶洙的生年，当然不是高文晶首先澄清证实的，对陶洙生卒年首先进行深入研究的是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对胡文彬的考证首先提出质疑和反证的，是本人陈林。请看陈林于2008年7月29日发布的博客文章：

胡文彬先生错证陶洙生卒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c11510100a5by.html

在这篇文章中，陈林有力地论证了胡文彬的错误，首先发布了陶洙于1959年仍活着的铁证，并提出有力的推测：

我估计，陶洙最晚也就活到了1961年，卖掉“蒙古王府本”后就死翘翘了。

但陈林的文章对陶洙的生年做了错误的判断。几乎同时，有网名 hbcwh 的学者在网上发布了《武进陶氏续证》的考据文章，贴出了陶洙之兄陶湘自撰《涉园七十年记略》刊印本图片资料，确证陶洙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不过，这位 hbcwh 并没有公开这份资料的出处来源。

经陈林查证并公布，确证上述陶洙生于1878年的史料就是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2册之《武进陶湘字兰泉号涉园七十年记略》。请看：

“红学”诈骗元凶之一陶北溟小考
——兼谈武进陶氏家族在近现代史上的累累罪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c11510100gio8.html

高文晶抄袭剽窃陈林的论文，一点“职业精神”都没有，好歹也要把资料出处给抄全啊，否则即使抄袭剽窃的是学术论文，也丧失了一大半学术价值。严格地说，高文晶的“论文”根本就没有证实陶洙生于1878年。高的导师曹立波看不到这一点吗？高的硕士答辩委员们看不到这一点吗？

曹立波高文晶师生在“考证”陶洙卒年时，就更荒唐了。

据高文晶之《陶洙生平查访录》，高文晶首先找到了陶洙的孙女、北海幼儿园主任陶扬。陶扬告诉高，她的“亲哥哥”“正在编家谱”（第54页），可以帮高问一问陶洙的情况。结果到了3月18日晚上，陶扬告诉高，“我问的就是我伯父家的大哥”！（第56页）

这就奇了怪了，“伯父家的大哥”是堂哥哥，而不是“亲哥哥”。到底是陶扬的堂兄在编家谱呢，还是陶扬的亲哥在编家谱呢？

姑且算是陶扬的堂兄在编家谱，声称陶洙死于1959年，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判断叙述吗？一条都没有！

陶扬说：“我爷爷应该是在1959年秋冬去世的，好像是撑到了年底。”（第56页）

看到没有，陶扬及其堂兄是在推测呢。这个推测靠谱吗？陈林的回答是：不靠谱。

高：1959年吗？那关于去世的时间和抄书的详情，您家祖中还存有什么具体的记录或纪念之类的证明材料吗？
陶：好像没有了，这也是家里人回忆的。
（第55页）

根据陶扬的叙述，陶扬的奶奶也去世了，陶扬本人没见过陶洙（第54页）；陶洙那一辈“一共兄弟九个，后来还有三个活着。一个去美国了，两个去了台湾。都已经特别大岁数了，现在即使在世的，也得了老年痴呆症，在养老呢。目前通过爷爷那一辈人也问不出了”。

高文晶对陶洙死于1959年的“论证”就此完结。高文晶“证实”了陶洙死于1959年吗？一条证据都没有，一件可验证的事实都没有，都是晚辈的回忆和推测。最离谱的是，陶扬口中的在中石油工作很忙的“哥哥”，姓名都没有——证人证言至少得有名有姓才能具有证据资格嘛。

导师曹立波、高文晶的硕士毕业答辩委员们，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认定高文晶“证实”了一个重要的疑问。

高文晶的调查真是荒唐极了。陈林远在广州，还掌握了陶扬亲哥哥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呢；陈林掌握的一张照片，很可能就是这个哥哥本人，因为面相看起来确实跟其爷爷陶洙长得有点儿像。高文晶若是真的认真努力，发挥一点儿其导师曹立波当年穷追“北师本”来源的狠劲，掌握的确切资料肯定会比我更多。

陈林的“线人”，最终会扯到曾经给予曹立波高文晶师生很大帮助的蔡云，曹高二人的合著论文就曾提到过蔡云，著名“红学家”欧阳健也曾跟蔡云面谈。欧阳健和陈林都知道蔡云掌握了很多关于陶洙的资料和线索，只是蔡云尚未发布而已。

曹立波、高文晶师生即使不去找蔡云，既然长期关注陈林的学术博客，抄袭剽窃了陈林那么多考据文章，为何不根据陈林披露的重要线索去追查陶洙的生卒年呢？

陶湘陶洙兄弟在北京隆福寺南开办修绠堂古籍书店（中国书店的前身），聘孙诚俭父子为总经理，孙家后人还在呢。孙诚俭的两位高徒张英禄、袁同森曾经帮着老东家陶洙造假售假呢。北京市文物管理局的老专家李新乾曾经在修绠堂学徒呢。曹立波、高文晶师生为什么不找这些人去好好问一问呢？

依我看，高文晶去好好问一问，其论文怕是完全做不下去了。因为陶洙伪造贩卖系列“脂本”罪恶事实就掩盖不下去。诚实，会让曹立波高文晶的谎言彻底破产；但是诚实，本来也可以促成曹立波高文晶打造一篇经典的学术论文。

高文晶未能证实陶洙死于1959年，那么陈林此前推测、匿名学者“孤鸿道人”此前披露的“陶洙死于1961年”并没有遭遇有力的反证。

陈林之所以推断陶洙死于1961年，是基于两个事实：

1、一切“脂本”都系陶洙伪造贩卖；
2、陶洙晚年最后一部面世的“脂本”是“蒙古王府本”，于1961年春被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收得。

高文晶的抄袭剽窃十分恶劣，“调查访问”十足荒唐，但是高文晶跟其导师曹立波一样，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曹立波当年查考“北师本”，尽管极力掩盖真相，但还是捅了一个大篓子——“北师本”就是“红学界”长期掩盖陶洙伪造贩卖系列“脂本”的铁证之一。高文晶叙述“蒙古王府本”，又捅大篓子了——曹立波和高文晶大概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高文晶“论文”第四章第二节论“北师本与蒙府本”关系，高写道：

据赵万里所述，蒙府本出自北京蒙古旗人之手，原为清蒙古王府旧藏。1960年至1961年间出现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1962年由北京图书馆重金购藏。
（第44页）

高文晶这段文字又未列出参考文献，所涉史实荒腔走板。

“红学界”众所周知，关于“蒙古王府本”，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最早于1961年公开撰文介绍，周汝昌对“蒙古王府本”收藏和鉴定的叙述广为人知，最为权威。周汝昌写道：

一九六一年春，北京图书馆收得一部乾隆钞本红楼梦。当年，我们曾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简介一部红楼梦新钞本》一文（署名“玉言”）。此外，尚未见其他相关文章。

蒙赵万里先生见告：这本子系一清代蒙古旗王府的后人所出，这里就把它简称作“蒙府本”或者“蒙本”。

请问曹立波高文晶，高文晶所述“1960年至1961年间出现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1962年由北京图书馆重金购藏”，这个说法根据何在呢？最离奇的是，高文晶何以得知北京图书馆“重金购藏”了“蒙古王府本”呢？

大肆抄袭剽窃的高文晶同学、纵容抄袭剽窃的曹立波导师，完全是不动脑子的。周汝昌所述的北图收“蒙府本”的时间是1961年春，高文晶究竟凭什么事实证据认定北图购藏的时间是1962年呢？

高文晶是不加思索地直接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再版的“蒙府本”影印本的介绍文字。

高文晶此处捅的大篓子，不是抄袭剽窃本身，而是放大了“重金购藏”这个问题。这个叙述实际上验证了陈林的坚定推断——陶洙贩卖了他伪造的假古籍，陶洙1961年春还活着！

有关北图“重金购藏”“蒙府本”的叙述，直接摧毁了最近著名“红学家”沈治钧和杜春耕的谎言。

沈治钧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递藏史述闻》的文章，引述杜春耕等人的叙述，声称“蒙古王府本”确切来历，是2011年8月，由杜春耕等人调查访问王年、达锐夫妇而最终查明的。

沈文称：

1960年，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反复动员，金允诚（按，王年、达锐夫妇之母）才勉强答应将它捐献给国家，以利学术研究。

为了表示感谢，北京图书馆回馈了一部《红楼梦》刊本，另外象征性赠予人民币300元。据李明新女士介绍，北京曹雪芹学会秘书处通过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原文化部副部长）了解到，国图善本部至今仍保存着当年的收据，那上面的签名正是“金允诚”三个字。

对比高文晶和沈治钧的“论文”，两拨骗子的谎言都破产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介绍文字，当然是国图方面提供的，北图当年“重金购藏”“蒙古王府本”是一个“红学界”捂了40年的事实！

既然是“重金购藏”，当然会有白纸黑字的购藏凭据，卖者是谁，经手购藏者何人，购买价格、时间等，当然一清二楚。如此一清二楚的事实，用得着杜春耕等人2011年8月才调查清楚吗？

沈治钧所谓北图“象征性”赠予金允诚人民币300元，更是胡扯了。300元人民币在当年是一笔巨款，“象征性赠予”是完全说不过去的，“重金购藏”才是确切的描述。杜春耕、沈治钧等人撒谎不打草稿，欲盖弥彰。

针对沈治钧和杜春耕的谎言，陈林利索地做出了精确回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陈林如何手起刀落砍瓜切菜：

“红学”骗子又开始张罗造假
——揭穿沈治钧、杜春耕等“红学”骗子的新谎言及“蒙古王府本”的丑恶本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c115101012ead.html

我要请广大读者特别注意陈林在文中重申其2008年学术论文中的重要论断：

“蒙古王府本”一直在陶洙手中，陶洙直到他罪恶的一生结束之前不久才将“蒙古王府本”卖出去，这是他生前卖出去的最后一个本子。陶洙的好友赵万里（1905～1980）在北京图书馆（按，现国家图书馆）从事善本采访、编目、保存工作长达50余年，1949年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因此“蒙古王府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购很可能是赵万里直接操办的，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给贫病交加的陶洙提供最后一笔救命钱。

无论曹立波高文晶师生如何自作聪明，也无论杜春耕沈治钧等“红学”骗子如何构筑谎言，谎言终究是谎言，经不起任何一个基本事实的敲戳。而且，“红学界”的谎言说得越多，就破得越快，高文晶和沈治钧的“论文”就是一个精彩典型的例证！

要而言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曹立波指导的高文晶硕士论文，严重抄袭剽窃，隐匿证据，大肆撒谎，行文注释不规范，持论漏洞百出，因此毫无学术价值。曹立波和高文晶理当承受学术不端行径的严重后果。教育部和中央民族大学将如何处理，我们拭目以待。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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