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曹頫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然而他的作品在中国乃至亚洲多个国家却始终拥有庞大而狂热的读者群，并使来自欧美的文学和历史领域的专业研究者深感着迷。不为人知的曹頫真可谓“孤篇独绝，竟成大家”，他以广为人知的《红楼梦》（又名《石头记》）而注定成为世界文学历程中一座伟岸的里程碑。

曹頫的作品既有华美精致的文字表象，又有博大庄严的精神气质；他继承了东方文明古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然而又在语言文字和思想情感的复杂性与穿透力等方面达到了古往今来汉语写作者难以企及的高度；事实上，在曹頫的作品里，我们不难发现世界各国、各民族、各语种里最优秀的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所共同遵循的艺术法则与道德取向。

曹頫的独特性在于他以个人成长的经验和始终如一的纯真之心观察、辨析其生活环境，揭示了假丑恶肆行于世、真善美惨遭摧残的悲哀现实，摧毁了中国存在任何所谓“盛世”的神话——以孤独而坚强的个体生命挺身反抗历史进程中的一切暴政、强权和谎言，曹頫是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

另一方面，曹頫博大与悲悯使世界的复杂性在他的笔下得到自然而真实的再现，不但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有机地统一于作品中的各种角色，而且一个古老而封闭的文明陷入死亡荒原的大趋势，以及这种文明获得新生的内在资质，都得到了形象而深刻的阐释。

《红楼梦》以一个小男孩贾宝玉的成长过程为主线，逐步揭示生活环境对于他的全部意义。贾宝玉对世界的观察是敏感的，他在幼年时期就指出男人们是一群“浊臭逼人”的“国贼”、“禄蠹”，表达了不愿按既定生活程序进入成年人世界的志向。贾宝玉对其生活环境口无遮拦的尖刻抨击，一开始只是被他周遭的男人女人们当作小孩子的无知戏言。然而小说接下来展开的一个又一个的情节，却充分映证了贾宝玉的观感。在这个男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里，男人们道德败坏，愚蠢无能，贪婪虚伪，他们驾驭的国家机器充斥着黑暗和腐败，官僚贵族骄奢淫逸，寡廉鲜耻，肆行贪污掠夺，法律如同儿戏，礼教徒有其表。事实上，《红楼梦》甚至尖刻地讽刺了皇帝，这个位于国家机器顶端的所谓“圣人”，其实不过是沉溺于“圣朝”“圣世”谎言中的昏君和暴君，贾宝玉终于明白，这样的皇帝所统治的世界，不过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末世”，它摧毁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爱情，因此他毅然选择了远远的逃离。

令人吃惊的是，《红楼梦》的这种批判有着鲜明的指向性。在120回情节之下，隐藏并暗示着一条从1706年到1724年的真实年代序列，这一时期，恰好是被吹嘘为超越中国历朝历代的“康熙盛世”。贾宝玉如同安徒生笔下的小男孩，毫不客气地指出了“盛世”的华美新装不过是一丝不挂的荒唐丑态。

另一方面，曹頫在作品中又提示读者可以将小说的情节自行安排在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盛世”。这表现了曹頫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刻洞见。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红楼梦》显然早已详尽透彻地表达了类似的绝望情绪。

曹頫的绝望使人想起曾经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诗人T.S.艾略特。将《红楼梦》的批判意识与艾略特的《荒原》作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作家与诗人的“荒原意识”在曹頫笔下已经构筑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曹頫对社会、时代和历史的批判是全面的、彻底的和义无返顾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恰恰是“荒原意识”曹頫式的表达。

艾略特最终转向宗教传统，寻求西方文明的拯救之路；然而曹頫在现实社会中的任何宗教活动中都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在曹頫的笔下，寺院、道观和庵堂都是流氓、骗子、杀人犯和拐子等作奸犯科之辈的庇护所。这表明曹頫注定不会以任何方式与其置身其中的社会达成任何妥协。在曹頫的时代里，我们看不到希望；但是在曹頫的文采和风骨中，我们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实现伟大复兴的优良资质。

曹頫的精神气质是个人的，而又归类于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群体；他不可复制，却又似曾相识；是历史的，却将再现于未来；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种精神气质的内涵，就是中华文化里那种博大、刚健、豪迈的君子之风和浩然之气，是身践绝境却对真、善、美百折不挠的热烈追求，是对假、丑、恶现实绝不苟且的猛烈突入和鞭挞。文字的力量和道德的勇气，使曹頫的写作成为对文学真谛的精彩演绎。

尊敬的国王陛下，在中国作家曹頫迎来301周年华诞之际，我很荣幸将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这位汉语文学的集大成者，这一颁奖的决定事实上也是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一次奖赏。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