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弗洛克的形象所特有的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本身就是艾略特性格的重要特征。这多少对穆旦和他笔下的人物产生了影响。

悲观主义使他能清醒地看穿现实人生（包括爱情）种种黑色的底蕴，使他坚定执著的追求染上浓重的悲剧英雄的色彩，人们称赞穆旦有着“殉道者的精神”和“受难者的品质”，与他悲观主义的性格是密切相关的。

怀疑主义则使他不依附于任何权威意识，在艺术和政治洪流的惯性裹胁面前，依然能保有卓然独立的个性。

悲观主义与怀疑主义的结合，是中国现代史上很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优良品质，也使穆旦和他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成为现实与文学中的“这一个”。

 

 

就穆旦而言，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都可以从他的文学资源中找到出处。

人们指出穆旦及其笔下的抒情主人公具有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双重特性，这无疑是准确的。哈姆雷特那种气质高贵的犹豫彷徨，与堂吉诃德那种对丑恶现实绝不苟且的猛刺，构成了诗人穆旦性格中的两面。

然而从文学原型上来看，穆旦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无疑地直接来源于普鲁弗洛克的形象，但比这个温室里的小贵族更多泥土气息，更多血性的澎湃和刚健勇猛的力量。他们是已经彻底中国化了的普鲁弗洛克。

 

由以上的分析讨论可以看到，穆旦对于艾略特诗歌的接受是多方面的、深入的和持久的，贯穿了穆旦自四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由于这种接受并非是简单的从书本到文字的过程，而是从诗人现实的生存境况出发，深入地理解和灵活地运用了别人提供的新视角新题材，以此来突进，拆解和反映现实，因此在接受的同时有所变形，变形之后成为自然而然的本土的东西。从这一点上来说，指责穆旦有抄袭之嫌，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如果以太多模仿为借口，来贬低穆旦创作的价值，也是不公平的。从广义上来讲，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对前代或同代作品的模仿，而那些伟大的作品并不会因此降低了自身的价值。

我更倾向于认为，穆旦作品中与艾略特作品相似的地方，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用典。唐诗宋词大量用典，可以被认为是对传统的继承，是文学中常用的修辞手法；艾略特在诗中大量用典，也并不被看作是剽窃，相反被认为是使作品获得更深广内涵的一种手段。穆旦的用典又何必被人诟病呢？

我认为，大量的用典，不仅增加了穆旦诗作表现现实的涵容量，而且使其所反映的中国的现实超越了狭隘的地域限制，获得了世界范围内普遍的意义。

对于种种可能的指责和贬低，借用《四子侍坐章》中孔子的话来回应是恰当的：

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