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戴望舒主持的上海新诗社出版了赵萝蕤翻译的《荒原》，这是艾略特的诗作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并公开发行。这次的印数很少，只印行了简装300本，豪华50本(9)，况且抗日战争爆发，其影响之微可以想见。

 

赵萝蕤在几年后撰文谈到翻译《荒原》的情形，旁敲侧击地对新诗现状表示了不满(10)。这种不满，表现了学术界（翻译界）和新诗创作者在接受艾略特诗艺方面的巨大反差。赵萝蕤写到，《荒原》所用的语言的节律、风格技巧、所表现的内容都和别人不同，这种不同不但有其本身的重要意义，而且使她感触到了中国新诗的过去和将来的境遇和盼望。“正如一个垂危的病夫在懊丧、懈怠、皮骨黄瘦、色情秽念趋于灭亡之时，看见了一个健壮英明而坚实的青年一样……使我感到新生的蓬勃，意念意象意境的恳切，透彻和热烈，都是大的兴奋”(11)。

赵萝蕤认为艾略特的处境和中国近数十年来新诗的处境颇有略同之处，她称艾略特之前的“非常腻丽而醉醺醺的”丁尼生、“流水般轻飘飘的” 史文朋、“悲观”“诡秘”的哈代等诗人为“浮滑虚空”(12)。这一评价，蕴涵了赵萝蕤对当时新诗整体状况的看法。她说自己当初翻译《荒原》时就曾盼望，在当时那样一个不平常的大时代里，能有人“将活的语言来一泻数百年来我们这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创伤与不变不屈的信心”(13)。这真可以看作是时代在历史与现实的“荒原”上对“雷声”的呼唤。

 

叶公超为《荒原》中译本作了序(14)，对艾略特（叶译为爱略特）的诗艺和思想特质作了总体上深入精到的评价。叶公超指出，艾略特的诗和诗论已经在英美造成了一种新传统（即现代主义）的基础，这新传统的势力已很明显地在近十年来一般英美青年诗人的作品中表现出来。

叶公超概括了艾略特的诗论，如主张用典用事、“客观对应物”（叶译为“客观的关连物”）、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思想的知觉化”（叶译为“置观念于意向中”）（the presence of the idea in the image）、“陌生化”手法等，并将艾略特与“奥登一代”（叶译为奥顿）诗人相比较。叶公超指出，奥登们脱胎于“爱略特传统”，但他们生活的信仰、主张、希望，并不与艾略特一致，他们受艾略特的影响大致全是技术方面的。叶最后将艾略特的诗论与我国宋代诗论作了比较，认为艾略特之主张用事与用典和宋人“夺胎换骨”之说颇有相似之处。他认为艾略特也可以说是主张文以载道者，假使艾略特是中国人，必定是个正统的儒家思想家。

 

邢光祖在1940年12月的《西洋文学》上发表《荒原》中译本书评(15)，对艾略特的诗艺和赵萝蕤的译本作了概要的评述。这是当时唯一的一篇学术性很强的《荒原》中译本书评(16)。

 

邢光祖称艾略特的诗是“智慧” （现在一般称“智性”或“知性”）的诗，诗人把他独具的人生宇宙的见解——智慧之果——给装进诗的形式和字句的音乐内，把观念消融在意象中，情感的意态化滤在客观事物的描摹暗示里，把观察凝成一种境界，透示出一种心灵的状态。

 

邢光祖比较了艾略特诗论与宋代的诗论，认为“艾略特的诗论是我国宋代诗说的缩影”(17)。他又认为艾略特诗“晦涩”的特点，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所谓的“委曲”，不足诟为诗病。

 

 

邢光祖由艾略特而谈及中国新诗，认为新诗的领域里正洋溢着“肤浅的情感”和“虚伪的文字”，像艾略特一类的诗简直可以说绝无仅有。他引用Edmund Gosse（按，爱德蒙德·高斯，1849—1928，英国翻译家、文学史家、批评家）的话呼吁：“除非我们起来遏阻这种诗的肤浅的泛滥，否则诗的艺术非特是赘疣，并且是可笑。诗不是一种公式，不是那些成千的浅薄者在一星期内毫不加训练地就能够学会的”(18)。

 

 

由此，他认为翻译艾略特的诗正可以浇冷我们诗内热情的洋溢，正可以一窥现代诗的新趋向，锻炼我们的批判才能；艾略特的《荒原》是近代诗的“荒原”中灵芝，而赵萝蕤的中译本则是我国翻译界“荒原”上的奇葩(19)。

 

从以上三位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艾略特持相当接受的态度，基本上与英美诗潮的发展同步，而且他们对艾略特诗艺的理解也是相当深入的。这些学者对艾略特的翻译、介绍和评论，反映出学术界对新诗创作的期待视野。新诗创作的相对滞后，一方面与战争等现实因素有直接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同新诗创作者的学养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说来，只有少数研习英美文学的新诗创作者才可能注意到英美诗歌发展的潮流。

 

在新诗创作上，最早公开要求自觉向艾略特学习的是现代派诗人徐迟。他在《抒情的放逐》(20)一文中，针对抗战时期泛滥的以“感伤”为特征的“抒情主义”，明确地主张在新诗创作中放逐抒情。徐迟没有全面介绍艾略特（按，徐译为艾略脱）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他所关注的是艾略特对于抒情的放逐，以及这种放逐对于中国新诗的建设性意义。

 

徐迟认为，从艾略特开始的“抒情的放逐”是近代诗在苦闷了若干时期以后，终于能从表现方法里找到的一条出路，奥顿（今译为奥登）、斯班特（今译为史朋德）等许多新诗人已开始自觉而冷酷地放逐了抒情；从现实上来说，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生活在一个不安宁的社会里，抒情已经见弃于人类。

 

徐迟认为，改造“抒情主义”历来发达的中国诗歌，当时的抗战是抓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范围广大而猛烈的战争再三再四地逼死了抒情的兴致；因此，许多人仍然在鉴赏并卖弄的抒情主义是现在国家所不需要的，而这时代最敏锐的诗人如果还抱住抒情小唱不肯放手，他就是“近代诗的罪人”(21)；炸不死的诗要负责描写我们炸不死的精神，就必须是放逐了抒情。

 

徐迟总结说，抒情的放逐在中国正在开始，是建设性的，而抒情反是破坏的。徐迟的文章并没有分析“抒情的放逐”、“感伤”以及“抒情主义”在写作上的特点，并且在合唱战歌的年代要求放逐抒情，的确是不合时宜的。
在创作上真正把握世界潮流，并在中国诗坛促成创作新风尚，将新诗推向发展高峰的，是四十年代中后期围绕上海《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两个诗刊而集结在一起的一群现代主义诗人。

 

《诗创造》创刊于1947年7月，是一份诗歌月刊，至1948年11月被国民党查封，共出刊16辑。《诗创造》是当时硕果仅存的定期诗刊，作者整容整齐，创作水准较高，风格多样，并且装祯精美，版式设计新颖，刊物问世即受到文艺界的好评，诗歌爱好者争相购买订阅，每期能销一两千册，属于当时的畅销杂志。每出一辑，上海《大公报》、《新民晚报》都发消息或评论加以介绍，因而发行遍及全国，后来还远销香港、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22)。

 

《诗创造》在1948年7月分化之前，第一年的编辑主要是杭约赫（曹辛之），采取“兼收并蓄”的办刊原则，但积极提倡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这种提倡，一方面是对外国当代诗歌有意识的引进，同时也是对国内诗风的有意识的纠偏。

 

编者曾向社会征集译稿以编辑翻译专号，半个月里就收到70篇以上的译稿，“在这些译稿中，国家方面，英美作家约占了二分之一；个人方面，以海涅及惠特曼的诗最多；时代方面，一世纪以前的约占十分之八强，近代和现代的还不到十分之二”(23)。这一事实表明，即使是有着英美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对于诗歌的了解和兴趣，也都还停留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

 

《诗创造》的主力撰稿人陈敬容也谈到：“目前中国新诗所受的外来影响大都是不澈底的间接的，而且，陈旧的。对于现代西洋诗歌主潮，有多少人注意？无怪已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中国新诗还在检拾浪漫派、象征派的渣滓，而对于中国自己的宝藏，一般人又大都不屑发掘，所以往往学了个非驴非马，也不像中国的，也不像西洋的”(24)。

她认为牧歌的时代、史诗的时代都过去了，浪漫派、象征派、鞑鞑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许许多多的名目也都再不能完全适合现代的需要，现在应该追求“诗的现代性”，创作“一切的综合”的诗(25)。陈敬容所提倡的“现代性”与“综合”的诗，正是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

 

《诗创造》第一年十二辑共编发22篇理论评介文章，其中评介或引西方现代诗学为立论根据的就有14篇，占到了63.6%；而在第12辑理论专号共有的7篇文章中，竟占到了6篇。在这6篇文章中，有沈济编译的《T.S.艾略特论诗》，有袁可嘉的诗论《新诗戏剧化》，其新诗“戏剧化”和“现代化”的观点及论述直接来源于艾略特的诗论。袁可嘉同时期写了一系列论新诗现代化的论文，发表在天津和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文学杂志》等报刊杂志上，大力鼓吹“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26)。在《诗创造》第12辑中，唐湜的论文《严肃的星辰们》、默弓（陈敬容）的《真诚的声音》、陈敬容的《和方敬谈诗》，都不同程度地引用艾略特的诗论为论述的根基。另有李旦的译文《史彭德论奥登与“三十年代”诗人》，其中奥登与“三十年代”诗人都是在艾略特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现代主义诗人。

 

在译诗和创作方面，《诗创造》第10辑翻译专号发表了艾略特（当时译为艾略忒）《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的首篇《燃烧了的诺顿》（Burnt Norton），同时发表了S.史彭德的论文《T.S. 艾略忒的〈四个四重奏〉》(27)，以互为阐发。

 

《燃烧了的诺顿》原作首次发表于1938年4月，《四个四重奏》的最后一首则首次发表于1942年10月，考虑到战乱的影响，《诗创造》对艾略特新作的接受和传播是非常迅速的。

 

杭约赫的长诗《火烧的城》曾在《诗创造》上连载，后结集出版，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这首诗通过描写江南一个中小城市几十年的变迁，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时代氛围、风俗习惯、阶级关系和家庭兴衰等，其创作显然受到了《燃烧了的诺顿》的影响和启迪，艾略特诗中的英国小村庄小吉丁，化作了杭约赫笔下的中国小城市。

 

杭约赫在《中国新诗》第一集上发表的长诗《复活的土地》，题名正好与艾略特的《荒原》形成对照。《复活的土地》以宏观的视野展示了世界的空间，人类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此时的上海仍然是一派精神荒原的景象。人们已经无法忍受这“长久的饥渴”，“快倒了，快到了”谐音词的运用暗示着旧世界即将灭亡，“复活的新的伊甸园”即将诞生。而第一集中唐祈的《时间与旗》，直接受到了《燃烧了的诺顿》的影响，诗人在艾略特的“时间”的哲理框子里填上了当时上海的现实生活与斗争的各个层面。同时代的七月派诗人阿垅曾尖刻地批评《时间与旗》，他将唐湜的译诗与唐祈的诗作一段段地对照，认为唐祈是在抄袭艾略特(28)。

 

由于《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同人们自觉而积极的努力，“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主义诗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荒原”意识深入人心，现代诗歌技法也在不少年轻诗人那里得到运用，成为一时风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