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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下)

(2006-09-19 00:38:34)
分类: 魏晋文学参考资料
  
  曹植还有一些诗,貌似柔和素雅,但细细玩味,却又觉得劲健慷慨。如《种葛篇》、《浮萍篇》、《七哀》、《杂诗》等。或写空闺愁妇思恋丈夫的柔情蜜意,或写被丈夫遗弃的妇女的哀怨愁苦。表面上缠绵排恻,婉约柔和,但字里行间,我们又不难感受到作者的块垒不平之气。在“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信”的哀叹声中,我们又不难体味到一股沉郁浑厚的力量。因此,在曹植的诗里,柔和素雅和刚健慷慨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而柔和素雅的艺术风格只不过是曹植刚健慷慨性格的一种特殊的外化形式。
  曹植诗的语言也有自己的特色。在建安时期的诗人中,曹植对诗歌语言的要求最为严格。“质素也如秋莲,擒藻也如春葩。”(《前录自序》)这是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提出的语言标准,而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也确实达到了这一标准。历代的一些评论家似乎都只看到了曹诗“词采华藻”的一面,而忽视了他“质素也如秋莲”的一面。事实上,曹植诗歌既具有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绮丽优美的语言,又具有《东门行》率直朴素的语言。他的大多数游仙诗和《美女篇》、《名都篇》等诗的语言属于前者,文彩缤纷、流丽富瞻;他的《七哀》、《喜雨》、《野日黄雀行》等诗的语言则属于后者,不假修饰、朴实如话。诗人正是从内容表达的实际需要出发,采用与诗歌内容相谐和的语言风格。《游仙诗》大多描写瑰丽美妙的神仙境界,故诗人在描写中付之以华艳的词语,使神仙境界更为令人陶醉。这种语言风格与诗歌内容和谐地得到统一,正是曹植运用语言技巧的高妙之处。
  曹植非常讲究诗歌语言的韵味,所以,他十分注重语言的音乐美。他喜用对仗这种整齐匀称的形式使诗歌具有优美的节奏和韵律。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音调明朗,声韵谐和,读来自有意趣。诗人还十分重视炼字炼句,使诗歌语言精炼简约。如在“俯身散马蹄”、“嘴落轻毛势”句中,作者用“散”写驰马之状,“轻”状斗鸡之势,十分贴切传神。还有如“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绿叶摇缥青”中的“发”、“激”、“摇”也用得非常巧妙、熨贴。这些精炼而又传神的语言,增添了诗歌的韵味。
  曹植诗歌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工于起调”。诗人特别重视诗的起句的运用。如“九州不足步,愿得陵云翔”(《王游泳》),开首突兀非凡,着意表现了诗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愤懑和决心摆脱黑暗现实羁绊的雄心,气势磅礴,全篇为之振起,同时,超现实的描绘为全诗奠定了浪漫的基调。“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野田黄雀行》),用形象的语言渲染了险恶的政治环境,从而使全诗蒙上了一层暗淡的悲剧色彩,正是“兴家自然,无限深意,横著顿注”。9诗人巧妙的起句,能紧紧地扣住读者的心弦,让他们不自觉地进入诗歌的艺术境界中去。这种出手不凡的起句的运用,同样也表明了诗人遣词造句的艺术功力。
  由此看来,曹植诗歌语言颇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诗人很高的语言素养。但是,郭沫若先生指斥曹诗“雕琢词藻”,并认为他“开出了六朝骈骊文字的先河”。对此,我以为值得商榷。曹植的“锤炼词句”和“雕琢词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雕琢词藻”是指不顾及作品的思想内容片面地追求词藻的华艳,一味地雕琢文词,这样的作品一般是华外而虚内的,斧斧雕凿的痕迹十分明显。但曹植诗歌的语言并非如此,他自然流畅,并无斧雕琢之痕迹,且又饱和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曹植对诗歌语言的锤炼和“雕琢词藻”混为一谈。至于曹植诗中的一些骈骊文字,也不能武断地把它说成“开了六朝骈骊的文风”,因为在曹植以前,汉赋固不必说,就是在清新流丽的汉乐府民歌中也不乏一些骈骊成分,在曹丕等人的诗作中,骈骊的句子也时有可见。如果把“六朝的骈骊文风形成的原因一味归诸曹植,这未免是有失公允的。
  曹植在建安诸诗人中是学习汉乐府民歌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善于吸取汉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进行艺术表现,这突出地表现在比兴手法的运用方面。在曹诗中比兴的手法运用非常的圆熟。“依水如浮萍”(《浮萍篇》)用随水飘荡的“浮萍”比喻漂泊无定,无所依托的人生;“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赠丁仪》),则用凉气初发,树叶凋零比喻天下肇乱,令人悲凉的社会现实,都非常恰切生动。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汉乐府民歌的比兴手法不只是继承,而且还有发展。在汉乐府民歌中,虽然也有通篇用比兴来构成完整形象的,然而这类作品极少见,而且比兴所显示的形象下相互分割,显得很为单纯。但曹诗却不同,他不仅有许多诗篇用比兴来构建形象,而且比兴所构成的不再是相互割裂的单一形象,而是一个相互有密切联系的完整意象。如《情诗》:
   
微阴翳阳景,清风飘我衣。游鱼潜绿水,翔鸟薄云飞。渺渺客行士,遥役不得归。始出严霜结,今日白露晞。游者叹黍离,处者歌式微。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
  此诗借遥役思妇之情,喻诗人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之意。“微阴”喻文帝,“阳景”喻武帝,“清风”喻进谗的群小,“客行士”喻诗人自己,“徭役”喻诗人被贬异乡,“久不归”喻诗人长期不被重用,“严霜结”、“白露晞”均喻政治环境之险恶。这里的比喻是互有联系的有机整体,作者的压抑而又愤激的心情正是在这些完整的比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此外还有如《美女篇》、《白马篇》、《浮萍篇》、《吁嗟篇》等都是通篇用比构筑形象、表达感情的。这种成功独特的比兴手法的运用,使曹诗收到了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大大地加强了诗歌表达的形象性、生动性。
  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他的艺术形式的运用上、诗人善于采用多种形式加以艺术表现。胡应麟评述说:“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11这是符合实际的。而在多种形式中,五言诗的成就最大。“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12诗歌发展到建安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五言诗这种形式已被文人所采用。而曹植以他超人的才智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在五言诗中溶进入深广的社会内容,从而,使它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除了五言诗以外,曹植的一部分四言诗也写得很好,如《矫志》一诗,情事崎岖,语脉参差,而气甚高古。诗人还特别注意学习模仿汉乐府民歌的创作;虽然他模仿的痕迹还略有显露,但不可否定他的乐府诗也有自己的特色。如《美女篇》虽然是模仿《陌上桑》而作,但其叙述的方法、描写的重点、艺术表现的手法都和《陌上桑》有所不同,我们只要从两者的对比分析中,就可以窥见曹植创作乐府诗的娴熟的技巧。
  对曹植诗歌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郭沫若先生并没有加以肯定,他在《论曹植》一文中反而大加贬斥,他说:曹植诗“几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这可能是郭老全盘否定曹植诗的一个重要证据,但事实上,这个看法似乎特别强调了曹植模仿的一面,而否定了他创新的一面。郭老的这种评价全盘否定了曹植在诗歌创作中勇于创新的精神和鲜明的个性特点,因此,我们不敢苟同。事实上,从以上对曹植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表现手法诸方面的粗略分析中,恐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曹植的诗不只是简单的模仿,而主要在于他自己的创新。这种创新的结果,致使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曹植真是“集摹仿之大成”,恐怕其诗早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三

  通过以上对曹诗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曹诗确实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在建安诗坛上,可请冠冕群英,首屈一指。如果我们把建安时期的其他诗人同曹植进行对比,就更能印证这一观点。
  曹操是建安时代的一位重要诗人,他以乐府旧题写时事,《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在乐府诗中注入了丰富的内容,使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加强。他的《薤露行》和《蒿里行》反映了当时重大的社会生活,是曹操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因此,从曹操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来说,曹操和曹植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但是,曹操在诗歌形式上似乎没有更多的突破,他现有的二十多首诗中,大多是四言诗、杂言诗,且全系乐府歌辞。虽然曹操也写过一些五言诗,但数量太少,和曹植众多的五言诗相比,就显得太单薄了。且就五言诗的创作而言,曹操也不如曹植圆熟,因此,从诗歌形式建树的角度来看,曹操的功绩自然是在曹植之下的。
  曹丕是建安时代的另一位重要诗人,现有诗四十余首。他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诗歌形式上也曾作过大胆的尝试,其七言诗《燕歌行》是现有最早的七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自有他一定的地位,但由于曹丕和曹植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道路,致使两人的诗歌创作存在明显的差异。曹丕在皇袍加身以后,身处廊庙,养尊处优,严重脱离现实社会,生活圈子十分狭窄,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也缺乏诗歌创作的激情,因而,虽然他具有和曹植可以匹敌的才气,也难免使他的诗歌创作受到影响。刘勰曾指出:“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14这是不无道理的。就曹丕诗歌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大多写的是身边琐事,题材狭隘,现实主义成分不够充分。他还有的诗篇,如《丹霞蔽田行》等诗反映了他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缺乏曹植诗歌所反映的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他的诗作颇多婉约缠绵之辞,“建安风骨”似表现不够明显,因此,客观地说,就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曹丕是明显逊色于曹植的。
  王粲是建安时代的又一位著名诗人。刘勰称他是“七子之冠冕”。可见他在建安诗坛上的重要地位。他前期的创作,由于亲身经历过战乱和流离的生活,对战争的残酷和由此造成的巨大灾难有着深切的感受,所以写出了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七哀诗》这样的作品,但是,由于他后期投身曹植幕下,政治地位、生活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社会生活缺少亲身的体验和深切的感受,故他后期的诗作,现实主义的内容大为减少。如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太庙颂》、《公宴诗》等,主要都是歌颂曹魏功德,反映邺下文人生活,缺乏深刻的现实内容,这就大大降低了他诗歌的艺术创作成就。同时,王粲的诗歌“体弱”、“质羸”,缺乏曹植诗歌雄浑的意象和壮盛的气骨。这只要我们将王诗和曹诗作一比照,便可见他俩在诗风上的差异。
  刘桢是被称为可和曹植差可比拟的重要人物,钟嵘曾称誉他的诗歌“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16他的《赠仁弟》三首确也反映了这种诗风。但钟嵘 把他和曹植并称为“文章之圣”,这对刘横来说,实在是过誉了。刘桢现存十二首诗,大多反映的只是他个人的思想情感,社会生活面貌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另外,辞采也不精警秀出,诚如钟嵘所言:“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其风格也不如曹植多样,诗歌成就自然不能和曹植相抗衡。
  至于建安诗坛上的孔融、阮禹、陈琳、应汤、徐干诸人,不可否定,他们在文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都不能出于曹植之上。孔融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创作,诗歌创作并不多,现存作品仅八首,内容多为抒发自己不得用世的不平之气。阮 禹、陈琳以章表符檄称誉当时,虽各有《驾出北郭门行》、《饮马长城窟行》传诵于世,但他们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钟嵘的《诗品》将阮 列为下品,陈琳未曾提及。至于应 、得干的地位,又较阮 禹、陈琳为次,更不能和曹植同日而语。
  从以上对曹植和建安诸作家的对比分析中,不难看出:曹植的诗是有突出成就的,它超越于建安诸子之上,独步诗坛,出类拔萃。所以,钟峙称曹植为“建安之杰”是毫不过分的。
  正因为曹植诗歌的实际成就超越建安诸子之上,所以,他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对后代的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曹植继承了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使之得到了发展。远在西周、春秋时期出现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开了现实主义的先河。汉代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情感,使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得到了发展。但是,《诗经》、《汉乐府民歌均属于民间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正在文人的诗歌中得到运用,还是建安时期的事情,曹植和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样,或借乐府旧题写时事,或摆脱旧题自创新题,以反映深广的社会内容。这不仅使现实主义的传统有了充分的发展,而且为以后的文人采用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创作树立了榜样,积累了经验。正是曹植等人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就,吸引了后代的不少诗人,激发了他们描写现实,反映世事的创作热情。从曹植等人的乐府诗写作到杜甫的新乐府创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密切的继承关系。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曹植诗极为推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章”(《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河间经术存”(《别李义》),杜甫并自觉地效法曹植的诗歌创作。可见曹植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人的影响,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重大贡献的。
  其次,曹植以他大胆的创新精神,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革新,对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诗经》大多采用四言形式,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这种古老的四言形式已经不能容纳日益丰富的生活内容,也不能尽情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特别是到了建安时代,时代的风云变幻,激昂慷慨的思想情怀,已经很难用固有的四言诗来反映。这样,诗歌形式方面的革新就势在必行了。这时的建安诗人,吸取了汉乐府民歌的创作经验,在诗歌形式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曹操一方面用乐府旧题写时事,另一方面又尝试着进行五言诗的创作。从他现有的几首五言诗来看,可见他在诗歌革新方面所作的努力。但是,曹操的五言诗写得毕竟太少了,他没有使五言诗得到更大的发展。是曹植,以他那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五言诗的创作进行了反复的尝试。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五言诗这种始自西汉歌谣,乐府民歌的新形式才逐渐臻于成熟。作者能成功地运用五言诗体反映现实生活,抒发诗人情感,而且表现手法灵活多变,词采丰赡质朴,使五言诗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景观。曹植成功的五言诗的创作,不仅为后代诗人反映社会生活,抒情述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还为后代诗人从事五言诗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曹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可谓有功之臣。
  另外,曹植诗歌创作还为后代诗人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后代的诸多诗人都自觉地模仿学习曹植的诗,从中吸取艺术养料,以丰富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技巧。有的学习曹植谋而布局的章法,如严沧浪的《从军行》、杜公的《出塞》起承转合,全都借鉴曹植的《白马篇》。谢惠连的《西陵遇风献康乐》、谢灵运的《酬从弟惠连》、杜子美的《游何将军园》都本于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有的诗人甚至借用或化用曹植诗句,将之融合在自己的诗作之中。谢玄晖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起调极似曹植,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杜甫的“异方惊会面,终宴情征途”都化用曹植“今日同堂,出门异乡,别易会难,各尽杯觞”的诗句。杜甫“乾坤万里内,莫见客身畔”、孟东野“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化用了曹植诗句“四海一河局,九州安所知”的诗意。仅此数例,足以说明曹植对后代诗人的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曹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确实有着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完全是诗人自己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所决定的,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的是“封建意识凑成的”。可以相信,曹植的诗歌将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熠熠生辉,光耀千古。
  注释:
  1 1947年出版的《历史人物》(52年再版)
  2 1955年第6期《文史哲》刊载的贾斯荣先生《关于〈论曹植〉》
  3 贝《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
  4 1957年第2期《历史研究》
  5 郭茂清《乐府诗集》
  6 朱乾《乐府正义》卷十四
  7 1982年第2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刊载的黄盛陆《曹植和曹植的游仙诗》
  8 《诗薮》内编卷一
  9 方车树《昭味詹言》卷一
  10 1947年出版的《历史人物》(52年再版)
  11 《诗薮》外编卷一
  12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
  13 《魏书·武帝纪注引》
  14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
  15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
  16 钟峙《诗品》

文章引用自:http://blog.wxedu.net/user1/301/archives/2005/30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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