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间意识的萌发早在远古时代,此时多表现为神话、故事的记忆形式。只有当氏族关心死后幸福与未来行动时,他们才意识到自身的生活时间。也就是说,神话时间与经验察知时间的融合构成了早期人类原初形态的时间观。而且,个体表征为在世的存在,时间性内在地规定了个体的有限性,而历史性外显为同他人的共在。故历史时间表现为时间性与历史性的同一。一方面历史时间呈现为人与外在时间的联系,成为对历史时间量的物理性规定,它构成年代学的基础,也演绎着人对历史时间的世俗性认知,这种量的物理性本身并不能从本源上勾画出历史精神;另一方面历史时间源自人内在的体验与感悟,这种质的规定性是一种历史精神的展现,一种追求内在化时间的“溢出”。历史时间在内在的体验规定性上领会及把握了历史精神的源始性。这种源始性萌发了人对自身意义的询问和构造,进而将个体性的时间纳入对整体历史精神的长河中,倾听和领会世界历史的交响乐,在无限中反思自身的有终性,在终结处捕捉历史精神的丰富及多样性。
历史精神在持存与外溢两维度上得到表现。或许,借用场域论诠释这两维度颇为恰当。在场与非在场寓于同一
金屑虽珍宝,在眼亦为病
形容人正直、疾恶如仇,可以说他“眼里容不得沙子”;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极端仇视,会把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别说眼睛里扎了钉子、进了沙子,就是比沙子还小的灰尘,也会让眼睛极不舒服,一定得想办法冲洗出来才好。眼睛实在是一个太精密、太娇嫩的器官,所以我们才说“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某种最珍贵的东西。
但是,如果不是钉子,不是沙子,也不是灰尘,而是金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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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白的游仙诗
胡震亨云:“今考《古风》为篇六十,言仙者十有二。”(《李诗通》)其实不仅仅是《古风》。王琦《李太白全集》所录千余首李诗中,涉及到游仙的篇章几乎有近百首之多。这个数目在整个唐代也是数一数二的。李白之所以得到“谪仙”的美名和“仙才”、“天才”的赞誉,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新唐书·艺文列传》亦载:“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这恐是后人附会。然而李白确实是以金星下凡自视的:“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归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酬崔侍御》)“谓我是方朔,人间落岁星。”(《留别西河刘少府》)他25岁时去国远游,在江陵被司马承祯誉之为“有仙风道骨”。天宝元年入京,被贺知章呼为“谪仙子”,更使
论李清照词中的身体意识及其启示意义
1975年,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阐释了“身体写作”的含义:“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他们的身体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地和逐渐地觉醒,关于一个曾经是畏怯的既而将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妇女的身体带有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让她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她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1]190
八十年代后,随着西方女性批评理论的传入,“身体写作”也进入中国,林白、陈染、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竹影青瞳等相继出现,网下网上,各领风骚。她们的作品内容和文本特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从女性的个人生命体验出发,以正面的,直接的,女性的角度去对女性的身体及欲望进行书写。正是
风韵万千女人菊
李清照《多丽·咏白菊》赏析
历来咏菊诗不乏名篇。顺手可以列出一大串: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陶渊明《和郭主簿》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黄巢《题菊花》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不第后赋菊》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味浓。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 ——郑思肖《寒菊》
秋菊能傲霜,风霜重重恶。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陈毅《秋菊》
在这些诗中,菊花是孤傲高洁、坚贞不屈的。字里
2009-10-09 07:16:28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在《西游记》中,西王母是一个并不重要却很显眼的角色,因为她是玉皇大帝的老婆。民间对皇帝的私生活总是有很高的兴趣,因为这让人们能够从日常的凡俗的角度去窥视高不可测的人物。白居易的《长恨歌》那么流行,就同它的庸俗、投合民间的兴趣有关;玉皇大帝也有个老婆,大家当然是要关心的。
古书《山海经》最早写到西王母,那是一个可怕的家伙。“其状如人”,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头发蓬乱,戴顶奇怪的帽子,喜欢锐声吼叫,其职能为掌管灾疫和刑罚,简直就是恐怖的瘟神。而且它的性别也不清楚。这个形象实在讨嫌,所以人们不断地对之加以改造。
在年代同样很早(大约出于战国)的《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已经变成一位温情的妇人,她在西方的瑶池宴请远道来访的周穆王
苏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国人感动,苏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也起着对后来很多封建王朝对待北狄蛮族的垂范作用——对单于和酋长们“以礼谕之”、“以节斥乏”,这样的大汉使者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完成外交使命,但在声名上总会有加分,至少可以达到立言的效果。
《汉书》里,大汉的使节苏武、张胜、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边都是恶棍和奸贼。这是后人在读《苏武传》时很容易产生的感情效果。《汉书》的编纂者班固,也正是带着这个目的对有关苏武、匈奴的史料加以处理的。
而事实上,苏武到匈奴出使时,正值汉匈战争最激烈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新即位的匈奴单于想用缓兵之计改善与汉朝的关系,争取时间巩固内部,所以就主动提出双方互相释放扣押在己处的外交使节。当时,汉武帝很痛快地答应了。为什么呢?这里边就有玄机。而且,这个派苏武出使的时机,从后来的结果看,是非常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