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主干道“禁止左转”咋出台的？

新京报2015年6月3日第4版评论专栏“明案说法”

《民主与法制》总编辑  刘桂明

时隔好几年再次来到昆明，竟然有了新的发现。

与我一样，凡是来到昆明出差旅游的人，都能发现昆明市区几乎所有的主干道都不能左转。为了实现去往的目的地，所有的车辆必须往前开上几个路口调头，再开上几个路口后，在自己去往的路口右转再前往目的地。

咱也是在城里生活了30多年的市民，知道城市交通的一般规则，也知道城区道路有的不能左转。作为客居北京30年的外地人，俺也知道京城有好多禁左路口，俺更知道京城只有从东二环到西二环的长安街上是全线禁止左转。但是，像昆明一样，如此众多的路口不能左转、如此普遍地禁止左转，却还是第一次看到。据说，当时施行这项措施，是为了保证前几年昆明市在修建地铁与昆明城区二环线时的工地作业。通过这些非常态的过渡性措施，管理部门尝到了权力带来的甜头。在所有的工地项目完工后，有关部门干脆将这项措施常态化与制度化了。不仅如此，这几年还在不断增加禁止左转的路口。为此，本地的各种媒体经常要发布各种各样的禁左通告，还会经常透露一些诸如“记着带你玩左转”的秘诀与窍门。

于是，现在的昆明人已经见怪不怪、司空见惯了。但是，对第一次来到昆明旅行的外地人，可就是一个大难题了。以至于有的人已经往前开了好几个路口却还无法调头回到本该左转的路口，即使调头了又会被堵在调头之后的道路上。更叫人为难的是，如果有路口允许左转，却发现左转车道一会儿在最内侧、一会儿在最外侧。在我看来，如此以往，“云南十八怪”可能要增加“一怪”，那就是“汽车左转掉头来”。

由此我就联想到一系列问题：如此普遍、如此众多的禁止左转这样的规则到底是怎么出台的？这样的规则是否广泛征求了民意？是否经过了严格的听证程序？是否进行了事后的效果调研与数据分析？换句话说，这些措施或规则是否属于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什么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事实上首先就是规则思维与程序思维。追根溯源，实际上就是追求公平、公正、公开的思维，就是将法治的各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为此，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一定要遵循以人为本、法律至上、公平合理、程序优先、责任意识等原则。

依据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我们来判断一下昆明禁左的规定到底是什么东东。首先，它是一种规则吗？毫无疑问，它是一项规则。通常意义上，我们称其为“交规”。但是，如此普遍、如此众多地统一规定，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一般交通规则的范围，它已经是一项影响社会大众的法律规则了；其次，规则是怎样出台的？大凡规则的出台（包括交通规则）的出台，应有一些必经程序，这个程序就包括调研、论证、听证、表决等环节。影响昆明市民及大多外地人的规则，是否应该经历这样的程序？最后，规则实施效果如何？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既需要效率，也需要效果。此项禁左措施的效率何在、效果如何？有关部门是否应该了解与搜集？所有的车在其中一个路口不能左转，再往前行进不仅占用了一条道路，而且在调头后又无端地占用一条道路。等到该去的路口右转之后，才发现时间又比以往多花了一倍甚至几倍。再说设置这么多的调头,效率在哪？效果何在？开车的人都知道,调头的车辆通过率与左转的通过率相比,哪个更快、哪个更高，不言而喻。

总而言之，此项禁左措施是否考虑到了以人为本？公平合理又体现在何处？是否体现了程序优先？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完善公共管理措施，如何规范约束公权力，如何吸收公众意见、广泛听取民意、吸纳公众意见，将是检验我们的管理部门能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的能力的重要标志。

或许，昆明什么时候可以左转了，也是一个检验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