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该文，对文中“极少数是坏人”的提法深感忧虑和不安，不禁产生一些疑问，

什么是“坏人”？这个“坏人”的法律界定是什么？既然文中提到“对少数触犯

刑律的给予必要的制裁”，法律上对此有“罪犯”、“犯罪嫌疑人”等有明确的

称谓，那么这里提到的所谓“坏人”是否可以理解为上述人（触犯刑律的人）之

外的人呢？这个称谓不禁使人联想到曾经耳能详熟的 “一小撮”“带头闹事者”

“社会闲杂人员”“小平头”等等缺乏法定概念的代名词。由此，是否意味着在

处理群体性事件中需要扩大（除触犯刑律的人之外的）打击面？

此外，文中在论述社会矛盾深层理论中，突出强调的是“平等”与“和谐”，但在

提到“极少数是坏人”时，却显得不那么平等，不那么和谐。为什么只提群体中的

坏人，而只字不提领导干部中的坏人；为什么只提对群体事件中坏人的警惕，而不

提对领导干部中坏人的警惕？这就有失公平性。

如若此文对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具有政策性的指导意义的话，那么，笔者对此文所将

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更多了一层忧虑和不安。

摘一段胡适先生1933年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话：

“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到千万或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

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

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后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

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 所苟’的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