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多事多灾，也许造就了中国一件好事，那就是“问责制”的全面启动。过去也有过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因为抗非典不力下台的，也有地方行政长官因为矿难而倒台的，也发生过环保总局局长因为治污不力引咎辞职的，但那时的“问责制”还没有形成风气，属于难得一见的“个别现象”。2008年则不同，此风刮正劲！

   汶川抗震中一批干部被问责下去，“周老虎”事件一批干部被问责下去，“瓮安事件”和“孟连事件”又有一批干部被问责下去，正当云南、四川强刮“问责风”时，9月份在不足半个月，山西省省长和分管副省长、石家庄市市长分别因为襄汾溃坝事件、三鹿牌奶粉重大事故而辞职或被免职。前日发生在深圳龙岗某歌舞厅的重大火灾，目前已问责至副区级，可以预见随着调查的深入，深圳必有更高级别官员下台。

各级官员守土有责、有权必有责，因此，其主政地区出现问题理应被问责。但问题是：应该由谁来问责？问责的范畴有多大？问责后该如何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眼下这些均没有明确的、全面的制度和实施办法，于是问责制实际上成了：“事情一出来就问责下官”，这样的做法除了能讨得一时民意之快外，无事无补，于人民利益也无补。

   深圳市今年2月份刚发生烧死15人的大火灾，事后市长许宗衡向市民道歉并说：这起事故看似一起火灾事故，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是干部作风问题。为此市政府好象也“整顿”了一批下属干部。可是偏偏几个月后，深圳又发生了大火灾，而且是无照无证经营有年余的娱乐场所。于是，当然又要问责一番。但是谁能保证现在的问责不是半年前的翻版，只整不改，只监不察，只说不做，只躲不正视，这样的问责除了让几个倒霉的干部下台，一批人偷偷乐一阵子，对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能起什么作用？

   问责制的目的理应为了警示各级领导干部，避免再发生有损人民利益的事件，治本才是关键。这里的“警示”应是双向的：一是警示下级，二是警示自己（“让人民来问责”我还是不提罢了）。但是眼前的这股“问责风”似乎并非如此，事情一发生，中央问责省级，省级问责市级，“下官们”还没有来得及总结经验教训就被免职了，事情还没有调查报告出来，“下官”就“告辞”了，这不应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三鹿奶粉事件”有一个会议公告说：一定要彻查不法企业，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的语气似乎将问责企业的目的定义为“给人民一个交代”，那么找下官问责一番，就算处理完了吗？再者，就算是给人民一个交代，为什么身负重责的质检部门，没有立入“问责”的范围呢？就算该奶粉是免检的，质检部门看似没有责任，那么又是谁规定：关乎人民健康的食品能免检的呢？该规定由谁定的，又是谁批准的，这两个“谁”是不是也要“给人民一个交代”呢？

   除了对眼下“人民没有发言权”的问责制兴致很低外，我还有一种担心：“只问责下官”，必然会造成“下官怕问责”，这样，以后老百姓找官员办事，批项目发证照，会不会很难办，官的眼色会不会更难看了，这一点真的令人很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