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教育先哲，呼唤人格教育

今年12月29日和 8月13日，分别是梅贻琦老校长120周岁、潘光旦老教务长110周岁诞辰。我觉得，他们二位是当前我校乃至整个高教界最值得纪念的两个人物，而纪念他们最好方法，莫如大力重兴他们终生奉行不渝、曾在清华乃至整个我国教育界收到巨大效益的“全人格教育”。

早在清华学校时期，清华校刊就明确提出：“我清华学校历来之宗旨，凡可以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无不悉心尽力”；“清华学校，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故对于三育所施教育之功，不遗余力”。上世纪三十年代梅校长莅任以后，明确提出智、德、体、美、群、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特别是40年代初梅、潘《大学一解》问世，其中提出对学子施行知、情、志多方位的旭育和熏陶，以完善其“整个之人格”。

1948年7月，潘光旦先生发表《论教育的更张》一文，针对当时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中所存在的弊端，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全人格”问题。总之，全人格教育是以梅、潘为代表的清华传统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别的学校不是不讲人格教育，而是没有明确提出）。我尝想，如果说我国早年在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所谓“大陆派”和以梅贻琦先生为代表的所谓“英美派”的教育思想之间有什么重要区别的话，其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明确提出了全人格教育，前者则没有。（两者之间还有其他一些不同，诸如校园教育、“从游”论、教授的榜样作用等等。）

重兴人格教育，首先要弄清是么是人格。

首先，人格不等于所谓“素质”，人格教育当然也不等于所谓“素质教育”。现在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素质教育”，其实并不科学，它们充其量只是一些文化知识的传授而已。严格说来，“素质”（当然它绝然地包含在人格当中）是不能教育的，因为它基本上是属于“先天”范畴的东西，是与“天资”、“天赋”、“本质”、“本性”……等等属于同类；而人格则必须于“后天”予以精心而严格的“旭育和培养”。人格也不等于道德（“道德”也绝然地包含在人格之中），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准则和规范”，人格则属于个人的，是社会上一个一个人品行的“格局”（不是“标准”，也不是“规范”。

人格究竟是什么？潘光旦先生写道：

凡文明人类，都有其从长期生物演化史中演化出来的三种属性：1、互同之通性（用以维持社会秩序），2、互异之个性（用以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以及3、男女之性别（用以繁衍后代）。但“人性”还不等于“人格”，一个人的独立、完整（或囫囵）的人格还包括心理生活说到的志、情、意和道德生活说到的智、仁、勇”等方面。前者可称之为“人格之经”，后者可称之为“人格之纬”。所谓“全人格”，就是由这些“经纬”编织而成的“完整（囫囵）的人格，而非人格中的某个片断”。……衡量“人格”的标准，首先是看其完整不完整（而并非通常所指的“高尚不高尚”或“模范不模范”。……

所以，人格不但是可以教育的，而且必须作为“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基本使命来对待。教育之法，就是“以每个个人为目的，从每个个人的身上着手；换句话说，就是针对每个个人的（不是团体的，也不是社会的）不完整或有缺陷人格加以煦育和培养，以期完整人格的实现。这就叫“古之学者为己”（不是“为人”，也不是“为群”）。因为只有一个一个的“己”的人格完整了，由这种健全的“己”所构成的“群”的品格才能“安所遂生，相位相育，相方相苞”；也才可能真正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潘先生把这称为“中和位育”（即儒家《中庸》中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反过来，由一个个不完全、片面或畸形人格所组成的“群”（包括整个社会）一定是分裂的，偏狭的，甚或是邪恶的。……套用一句梅、潘在《大学一解》中的话：要这样的人去临民，必然“不是新民，而是扰民”。

而这，可能恰恰就是我们当前教育中所严重存在的不足或弊端。

与我们前一段的传统口号相较，“完全人格”很有点类似于“德才兼备、体魄健全”这个概念，但它绝然地不同于所谓“又红又专”。我主张，为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计，应该永远终止使用所谓“又红又专”这个口号。因为“红”这个字含义太模糊，容易使人联想到“左”，而“又左又专”，不应该是一个好的口号，因为我们以往的许多事，是被这个“左”字弄坏的。换句话说，“左”，也容易使人联想到“扰民”，所以“左”字，应该是完整人格中的“不良因素”。

进行人格教育最关键之点在于拥有一批同样具有完整人格的施教者。一个具有这样那样显赫学衔、这样那样显赫职称，这样那样耸听奖项获得者，都不一定是一个合格的人格教育工作者；反过来，一个地位并不“显要”、职称并不显赫的人，说不定正是一个合格的人格教育工作者。清华早期有位总务长，叫唐孟伦，他并没有“教授”头衔，甚至还不是教员编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层职员。但他本身人格高尚，事事以身作则，为清华早期学子的人格教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死后，学校在他办公地（怡春院）墙外的丘山上建一纪念碑，梁任公先生亲笔为之题写碑铭曰：“清白乃心死厥职，如此人格足矜式”；无独有偶，在唐先生之后，又有一位陈筱田斋务长，他的“级别”更低，只是一位普通的职员。但同学对他都很敬畏，因为他对同学的“操行”要求得非常严格，潘光旦就是因为半夜起来在宿舍门外就地“方便”了一下，被他撞见了，被记小过一次。据梁实秋回忆，他毕业离校十几年后，有一次在车站遇到了陈先生，他居然还记得梁的姓名和学号。

总之，施行有效地人格教育，不是个少数人在短时间内可以收效的事，是必须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来完成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