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重视诗、礼、乐？

以现代的眼光看，诗和礼和乐都和治国、平天下无直接关系和效用。现代社会主要靠法治。但在孔子时代和更早的时候几乎没有法律，而是靠“礼乐相治”。古人重家庭和家族、重亲子关系、代际关系。礼，就产生于家庭成员之间，然后扩大和普及到君臣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间。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人类现象。

孔子时代的思想家和西方如柏拉图等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不同，不是用概念理性思维及其概念化的语言来理解世界，概念化语言之前的或前概念的语言是诗言，因此诗性的思维方式就决定了孔子等大思想家重视诗。诗言是一种语境化的语言，语词只有在语境中获得意义，而不是靠它本身的概念内涵获得意义。同时诗言具有音乐性或乐感韵味，是音乐化的美感语言，亲和于人的丰富情感和生存体验的语言，其中的思想也是有美感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诗——思无邪”的意思。

孔子强调每个人或君子都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意思可以这样理解——能把人接引到语言之境或境域、情境里去，感受语言的原本性——语境性、情境性，在其源头上理解语言的意义——非硬性的指称外物的意义，非对象化的意义、具有乐感和美感的意义，从而使人的思想“无邪”，中正，纯正，行为方式也随之纯正无邪。

即使从今天的文化现象来看，一个爱好诗或文学、音乐的人，也总是比“不学无术”的人有利于社会和谐，有利于影响和教育后代，有利于“文明礼貌”的建设，解决单纯的法治解决不了的许多社会问题、人的精神和思想问题、身心健康的问题。

现今的社会体制其根基是概念思维，但其实是无根的。诗性思维才是根。

孔子最反对的是“意必固我”式的概念思维。他从不为“仁”、“孝”、“天道”、“（人）性”下概念化的定义，都是把它们放到具体情境、语境中随机地显示它们的意义。这就是一种不离实际生活的诗性的理解或解释方式。中国古代思想经典（如，四书）中“子曰”往往离不开“诗云”，或是用“诗云”引出“子曰”，或是用“诗云”来引出“子曰”，不是硬邦邦地全是说教和说理。孔子深知硬邦邦地说理是没有根本作用的，人的思想也不是硬邦邦的，而是像“窈窕淑女”那样“窈窕”的，富于诗意和情味的，否则打动不了人，教化不了人，使人温柔敦厚、文质彬彬、有礼有节，从而达到社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孔子这种想法看似幼稚和天真，但仔细想想其实不然。

孔子的这种思想是思到了根本上的“有根”、“护根”、“守根”的极大智慧，它能使人从根本上活得快乐和幸福。因为，“乐者，乐也”——由乐兴起的诗（诗性思维和诗化人生），由诗兴起而立的“礼”——由“乐理”和“诗言”的行为化之礼）都是根本的或深层的快乐的事情。人从法治或法律那里是得不到这种根本快乐的，成就不了乐感的人生。这也是孔子的“人道”或“仁道”含义所在。我相信，每个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在心底里都在呼唤孔子，尽管声音很微弱。

“礼乐之治”就够了

    基于亲亲之爱，亲子之爱，基于家庭家庭，治国用“礼乐（诗）”就基本上够了，无须建立于“理”基础上的概念理性式的干硬化的法律或契约。“礼乐”是以柔克刚的“软实力”，柔化和风化天下。诗乐（民谣山歌）是来自民众的声音，君为民着想就靠这东西。所以孔子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核心思想还是“礼乐之治”。孔子的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诗乐化的，以重言式的诗乐化的语言，而不是概念内涵定义式的语言方式达到——礼或礼义——克已复礼。用概念理性来“克已复礼”吗？概念理性本身就是出自个体或主体的“己”性的东西，不但克不了“己”，还会促使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没完没了的论辩和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