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东京的那班飞机是杨伶俐生平第一次坐会飞的东西。首都机场到处是分别的人们，我和家里七大姑八大姨的告别仪式也就淹没在许许多多的保重，再见的声音中。爷爷是柱着拐杖来送的，取了登机牌进入内区后，送别的人就不能进入了，爷爷的脸贴在玻璃上使劲地向我做出各种表情，脸变形了。很滑稽却不好笑。我依稀看见爷爷的泪，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杨伶俐的伤感很快被第一次的飞机经历所冲淡，对于未来和将要到的地方充满了想象。姑姑曾经很神秘的告诉过我，在外国，每到 12月25日叫生蛋节，到了那天会有一个白胡子的老大爷出来派送美金，然后人们用这笔钱可以过一年的美好时光。10岁的我很诧异生蛋节这个名字，感觉总像家禽类的祭日，后来直到了解还有吃火鸡一说，也就自圆其名了。

下了飞机，我才知道了外国的概念是什么，简单概括为6个字，看不懂 听不懂。那时的杨伶俐可以看懂3000个以上的汉字，可没看懂任何一张带有汉字的广告牌。空港里广播的声音只能依稀分辨出　【ください】几个音。反正听什么都是kudasai。那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学过但从没真正感受过的汉语单词— 害怕。

刚开始在东京的家在山手线的品川站附近。老爸给我安排的学校是横滨山手中华学校，适逢暑假，到了东京后在家闲呆了2个月才第一次登校。那是我这辈子最漫长无聊寂寞的暑假。吃不到驴打滚倒是小事，关键是看不到鞠萍姐姐的节目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对东京的概念局限于我住的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还有超市里人民币10块一根的胡罗卜。爸爸当时的工资是17万日币约合人民币1万2千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北京属于绝对的高收入，可来到东京后幼小的杨伶俐算出他在这里只可以买34个西瓜。

妈妈的适应能力明显要强于我，在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她马上找到了一份刷碗的工作，家里刷碗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于是一天的10个小时，就是我一个人在家，白天一个人在床上跳来跳去，回忆着一些国内电视剧的场景，自己分身饰演很多角色。繁忙的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爸爸妈妈。但有时也会忙里偷闲的观察一下窗外有没有日本的小朋友在跳橡皮筋，在几次观望都已失望告终后，杨伶俐决定还是专心致志的唱自己的一人传。就这样过了2周，我已经做到可以完全脱离旁人，一个人对自己和其他自己不停对话的地步。妈妈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女儿潜在的可怕能力。欣喜之余，终于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花了血本3000日币在超市里买了一条很小的绒毛狗送给了我，我用从北京带来的皮尺子拴着它，每天都在房间里悠闲的溜狗。后来的一人传里多了很多它的角色，忽而以警犬的身份，忽而以二郎神的啸天犬登场。现在回想起来，对于暑假只放两个月的决策者深表感激，因为哪怕是再多一天的话，现在的杨伶俐一定是在某家著名的精神病院继续着她的一人传生活。

终于，暑假结束了。杨伶俐决定退出演艺圈，专心致志的做回本行，攻读小学的毕业文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