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时报记者  吴亚顺 

　　在文学圈内，文学市场之外，在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青春作家偶像之外，市场与读者依然忽略着一股重要的力量。

　　他们是一些更倾向于接续文学传统的80后作家，“不以图书市场或互联网作为主要的发声渠道”，而是在传统期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渴望表现现实甚至对抗现实。

　　与书商对“中间代”作家这个文学概念的运作不同，他们以认真、严肃的写作姿态，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绩，除了在传统期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多名这样的80后作家，已出版了个人作品集，甫跃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少年游》，郑小驴著有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长篇小说《西洲曲》，钟二毛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怕与爱》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王威廉长篇小说《获救者》也即将推出。

　　与此同时，在众多文学批评家把目光投向韩寒等“市场霸主”的时候，仍然有同辈的文学批评家在评论、推介这些作家的作品，以求发掘他们创作的价值，引起更多、更广泛的关注。

　　在谈到作家偶像、作家明星时，《人民文学》主编助理邱华栋对都市时报记者说：“与大众明星相比，大部分作家的影响力看上去都小，但实际上，时间会证明，影响心灵的人和作品比吸引眼球和感官的东西，要更为长久。”

　　当80后作家都已经不再青春年少，陆续步入而立之年，一些作家水到渠成，开始直面现实，或者从历史的维度来关照现实，有意或无意，形成了写作道路上的分化。是的，从作者角度来说，文学偶像与实力作者同存，从文学阵地来说，网络与传统文学期刊并在，从文学批评来说，指向市场地位的批评与指向“寂寞”作家的批评形成互补，正如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80后评论家李德南所说：“分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现状

　　期刊仍是新人的最重要阵地

　　“我是80后，也写小说，发表小说蛮多的，不会因为你年轻，就受到阻碍。”说到传统文学期刊给予80后作家的发展空间，云南籍青年作家、《上海文学》编辑甫跃辉现身说法，在采访中，他随口“算”起了扶持过自己的文学期刊，多达八种，其中《青年文学》、《大家》、《山花》、《西湖》等杂志都有专门为80后作家开设的栏目。

　　甫跃辉开始写作的时候，评论家谢有顺就对他说：“你还是要投稿，还是要发表。”在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给和甫跃辉一样的文学新人带来了莫大的鼓励。在记者采访的6位80后作家中，他们一致认为很多传统文学期刊已经把80后作家作为重点关注对象，传统文学期刊仍然是他们成长的“最重要的阵地”。“如果文学期刊不提供这种空间条件，依然将目光侧重于之前固定的格局，那么，新生力量将很难冒上来。”

　　不过，对于“传统文学期刊”这个称呼，甫跃辉有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比较搞笑的说法，文学期刊一直在关注新人，关注新的写作，怎么是传统的呢？”在他看来，有些青春文学杂志设置一个主题，比如嫉妒，“这反倒限制了作者的发挥”，而所谓的传统文学期刊则更为开放、包容。

　　期刊性质不同，作者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学取向。有一次，甫跃辉和《萌芽》杂志副主编李其纲聊天，李其纲谈到他认识很多80后作家。“我也认识很多80后作家，但可能我和李老师认识的并不是同一拨。”在甫跃辉看来，虽然韩寒、郭敬明等“光鲜”的80后作家，也是从文学期刊《萌芽》起步的，但与郑小驴、王威廉包括他自己在内的80后作者“走的却不是一个路子”。

　　即便如此，郭敬明、张悦然、笛安等青春文学作家主编的《最小说》、《鲤》、《文艺风赏》等杂志却大受读者欢迎，这些杂志被称为“新艺文杂志”。不过，作为文学编辑，甫跃辉认为这些杂志的内容，和传统文学期刊并非泾渭分明：“‘新艺文杂志’仍有点新瓶装旧酒，里面的很多文字，并未超出想象。之所以一推向市场就有如此众多的拥趸（走纯文艺路线的《文艺风赏》目前销量在十四万册以上，已经超过传统文学杂志的王牌《收获》），多半靠的还是主编的人气、作者的人气，以及装帧设计的新颖。”

　　愿望

　　寻求理性、严肃的文学创作

　　在最初成名的80后作家中，青春、校园、时尚等题材被不断重复，不断书写，像泡沫一样膨胀，甚至给人们造成了“80后文学就是青春文学”的印象。对于这种强大的文学现象，《山花》杂志主编李寂荡的看法切中要害：“青春文学的流行，会带来一种误导，让人以为这就是文学的正确方向，接着按这种方向去阅读、写作，最后成为了某类作品的复制品。”

　　当然，已有青春文学作家发生转变，慢慢抛弃以前主要靠激情、冲动来写作的方式，开始寻求理性、严肃的文学创作。作家颜歌就经历过这样的“转型”，她解释说：“这可能会失去很多的读者和市场，可能会为出版社和书商们所厌烦，但我依然要尝试突破商业的包围圈，走进严肃文学的殿堂。”

　　作家甫跃辉也在《“80后”文学：谁主沉浮？》一文中提出：“反叛然后回归，常常是一代人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70后’还是‘80后’的写作者，在与所谓‘传统写作’发生断裂的同时，也暗暗地有了承续。”

　　在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甚嚣尘上之时，自然也有80后作家深度切入社会现实，这其中湖南籍26岁作家郑小驴的表现十分明显。在最初写作的时候，他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他觉得，过眼的云烟，昔日的历史，永远是作家灵感的宝库。

　　在郑小驴看来，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作家是必须要面对现实发出提问的，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良心和责任，特别面对混乱黑暗的局面，作家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他的小说《鬼节》，就采用童年的视角，写到了计划生育及对它的看法。

　　郑小驴这种对历史、家族、地域等题材的介入，比如在《1921年的童谣》、《一九四五年的长河》、《梅子黄时雨》等作品中，他“上承苏童、叶兆言等人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涉及二十世纪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将中国的‘大历史’与某个地方的‘小历史’对接起来，历史与想象，借此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美学上的存在”。

　　对于郑小驴的写作，李德南评论道：“对于普遍缺乏历史意识的‘80后’而言，这种‘历史化’的尝试，的确会令人眼前一亮。”在他看来，郑小驴的这种历史意识恰好接续了前辈作家的某种传统。

　　除了郑小驴的农村出身，这种写作更多地与其写作取向有关。“并不是直接写当代，对当代的一些症结做出清楚的表达，拉开一段距离来看，或许会看得更透彻更清楚。”虽然直面当下的写作更受评论家的喜好，但郑小驴坦言：“我比较敏感，我喜欢退后一步看问题。”

　　观点

　　他们更需要个案解读

　　在韩寒、郭敬明等作家成名之后，许多评论家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他们，并认为这些掌握“市场霸权”的作家就是80后作家的全部。事实远非如此，甫跃辉、郑小驴、王威廉、钟二毛等80后作家的成绩，已值得关注、深入探讨。对于这样“狭隘”的文学批评，郑小驴认为：“老一辈的评论家早就树立了权威，也正因为他们的权威，可能会让评论失去诸多的可能性。”他发现，很多评论家对80后新人新作的了解基本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或者说还处于十年前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时期。

　　80后评论家李德南也提出，对于80后写作，应该少些总体判断，多一些个案解读，“比如郑小驴、甫跃辉这些作家，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在他看来，文学批评的总体判断容易陷入简单化，会产生遮蔽。“事实上，除了生理年龄的相仿，不少80后作者在写作上的共性越来越稀薄。”

　　在此背景下，同辈的文学批评家受到欢迎。对于这一方面，郑小驴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我们需要新鲜、及物、互动、真诚的批判方式，最好是同辈写作者和评论者一起成长，毕竟同辈人之间最为了解，立场、态度也最为接近。”

　　确实如此，80后作家需要优秀的同辈评论家。2010年6月，80后评论家金理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陈世骧教授描述优秀文学批评者的一段话：“他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在文末，金理提请文学批评者要对年轻作家真正“负责”。

　　对于80后文学发展和现状，金理、杨庆祥、李德南等都予以持久关注，写出了较高水准的评论文本。三人都是80后，都身在高校，杨庆祥是中国人民大学教师，金理是复旦大学教师，李德南是中山大学博士生，前二者正欲展开合作，在《名作欣赏》杂志主持一个“80后评80后”的栏目，将于2013年第一期“开工”。“他们做的这些事情，这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郑小驴说。

    对话

　　《山花》杂志主编李寂荡：

　　80后作家代表文学的未来

　　都市时报：你是《山花》杂志的主编，觉得传统文学刊物，给80后作家的展示空间大吗？《山花》是怎样做的？

　　李寂荡：有人觉得空间小，可能与80后主编的新锐刊物有关系，因为你看《最小说》之类的杂志，绝大部分都是80后作者。但据我的观察，传统文学刊物给予80后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山花》多年来关注年轻作家、新人和写作的新现象，也给予了很大支持，因为我们有个共识：80后作家代表文学的未来，是将来文学的“生长点”。《山花》有一个栏目“70后VS 80后”，70后的创作会逐步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慢慢成熟，而80后则处于上升时期，我们希望以此来进行对比，看出共同点和差异，让读者看到80后写作的新气象，也了解其中的不足——相对而言，80后受自己的经历，受消费、时尚等因素的影响多些，但小说内涵、小说技法等方面较为单一。当然，任何作家都是从单一走向复杂，这是创作过程的正常现象。

　　都市时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80后作家的成长道路上，传统文学刊物还能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对作家特别是认同传统、写作严肃文学的作家的成长、成名起到推动作用么？

　　李寂荡：肯定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不一样，因为那个年代是所谓的文学时代，可以说是全民热爱文学，文学杂志铺天盖地，它们不仅是文学爱好者、作家的读物，也是市民杂志，在没有网络、时尚而人们求知欲旺盛的背景下成为了普及性读物。在那时候，文学杂志发行量很大，关注的人多，你发表一篇两篇作品，就可以让你一夜成名。现在可能吗？现在的文学杂志已经不能在社会广泛流传，它们逐步成为了作家、文学爱好者、研究者关注的小众读物，你发表作品，只能在文学圈内引起关注。相对来说，80后作家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被认可的程度更高，也是对他们是最好的鼓励和肯定。

　　都市时报：你提到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面对这些新锐杂志更为强势的市场运作，更多的读者需求，是否觉得对于传统文学期刊来说，这是一大挑战？

　　李寂荡：我观察过这些新锐杂志，但不太深入，只是觉得他们与市场结合得好、发行量大。说到挑战，我倒不觉得这些新锐杂志能构成什么挑战，对于传统文学期刊，挑战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时代。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阅读的时代，先不说文学期刊，你去书店里看看，文学经典又有多少人读呢？

　　都市时报：在你看来，80后作家表现现实甚至对抗现实的能力如何？一般的印象是，80后作家介入现实特别是介入重大历史事件的能力，要么显得疲软，要么干脆不涉及。

　　李寂荡：比较时尚的文艺杂志，刊登的小说大都陷入类型化，陷入青春的幻想和抒情，写作对象是青春本身。相对来说，传统文学期刊刊登的80后小说，离现实更近一些。你比如我们发表过青年作家郑小驴的小说，他的文章对现实的批判力量较强，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80后作家的一个原因。不过，由于80后作家阅历有限，加上他们成长的时代背景与以往作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更关注“自我”，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对社会的洞察、时代的批判等都相对疏远一些。这也有一个过程，作家的视野是不断拓展的，内心的力量也在不断增长。

　　都市时报：与此同时，文学评论家也将目光投向韩寒、郭敬明等有市场影响力的作家，而少论及你刚才说的郑小驴等青年作家。是这样吗？如果你来评论80后的文学，你会怎么做？

　　李寂荡：韩寒、郭敬明等作家，已经成为一个文学现象、社会现象，所以评论家要关注，而在传统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他们的影响面相对来说较狭窄，也有人评论，但不是太多。不过说到底，文学评论还是要去关注文学本身，要去探讨文学的价值，而不是从市场出发——流行的不一定是好的作品，有的作品读者不多，但能流传下去，是“无限的少数人”在阅读。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关注更寂寞的80后作家，他们的创作有自身的个性和价值，而传统文学期刊仍然是推介80后作家或其他文学新人的最重要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