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小说的新活力

　　李德南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80后”一代在心智上的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80后”小说家开始浮出地表，为新世纪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一些成名极早的“80后”相比，这些“新人”并不以图书市场或互联网作为主要的发声渠道，而是更多地以《作家》、《山花》、《花城》、《大家》、《钟山》、《江南》、《西湖》等既传统而又不乏先锋色彩的文学刊物作为阵地；除了生理年龄上的相仿，他们在写作上的共性，似乎也越来越稀薄，个人的叙事美学则在写作实践中得到彰显。

　　王威廉： 思辨的现代主义者

　　在这一批“新崛起”的小说家中，王威廉是比较耀眼的一位。他生于1982年，先后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文系就读，接受过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能够在小说、散文、随笔和评论几个领域同时用力。他的小说兼具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者两副笔墨，但在更多的时候，他着力于在现代性的层面上进行深入的思想探索和形式实验，称得上是新世纪的“先锋派”。

　　他的小说大多有共同的主题：观照现代人的境遇，着力展现他们在绝境中的困惑与抗争。如《非法入住》、《内脸》、《没有指纹的人》等等。他最近发表的《信男》、《我的世界连通器》、《看着我》等作品篇幅不长，却有较多个人的探索。这三篇小说的人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笔下的那些“不正常的人”属同一精神谱系，叙事的场景却不是“城堡”、“地下室”，而是出版社的“仓库”。《信男》中的“我”和卡夫卡一样，向往地窖里的穴居生活，并且认为仓库“只不过是一座悬浮在地面上的更大的地窖而已”。但事实上，仓库和地窖有着微妙的差别。“地下室”或“城堡”大体可以说是一种私人空间，“仓库”则同时具备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特点；前者基本上是封闭的，后者却在封闭和敞开之间，更适合用来展示那些“不正常的人”所遭遇的冲突。这一空间诗学的拓展，值得重视。

　　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王威廉有意借镜一些社会学或哲学理论，重视具体的社会生活对个体的影响乃至塑造。比如《信男》中的“我”，据说是因为拍马屁不成，没竞选上科长而选择遁入仓库。《我的世界连通器》中的“我”，则因为和新调来的领导同名同姓而被放逐到仓库工作，慢慢变成一个“宅男”。《看着我》里那位谨小慎微的“仓库男”冀望上司可以平等地“看着我”，希望落空后失手杀死上司。这些小说审视与分析了社会生活里微妙的权力关系，字里行间，能看出福柯、萨特等思想家对他的影响。王威廉也重视个体在性情上的差异，通过以实写虚的方式，勘探现代人的存在之谜。他的写作，也由此具备了较大的气象。

　　郑小驴：历史与现实的审视者

　　郑小驴也颇为独特。

　　出生于1986年的郑小驴，对小说的文字和结构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把握能力，感觉通透有如莫言。不同于“80后”里的一些“老前辈”对青春、校园、时尚题材的念兹在兹，他似乎对历史、家族、地域等问题更感兴趣。《1921年的童谣》、《一九四五年的长河》、《梅子黄时雨》等作品，上承苏童、叶兆言等人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涉及二十世纪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将中国的“大历史”与清花滩这个地方的“小历史”对接起来；历史与想象，借此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美学上的存在。对于普遍缺乏历史意识的“80后”而言，这种“历史化”的尝试，的确会令人觉得眼前一亮。

　　除了试图形成个人的想象历史的方法，郑小驴也试图直接面对当下的现实发言。他的短篇小说《少儿不宜》通过高中生游离的双眼来观察乡土世界的现状。游离自小在乡村长大，随着城市和乡村互动的增加，乡村世界的一些固有法则，开始慢慢失效；游离还有他的堂哥、堂伯等底层百姓，则开始遭遇一种可以称之为“脱域”的困境，成为鲁迅所说的“历史中间物”。那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世界，在游离眼中已不再是存在的家，而更像是一个喧嚣的旅游胜地，个人欲望、商业利益、政治权力在此聚合。“游离”不仅仅是一个人物的名字，更是对一种存在状态的隐喻。

　　即使是《少儿不宜》这样颇有现实关怀意味的小说，里面也存在着一种历史意识。郑小驴有意加入了一些中国文学的经典意象和人物形象，在文学史和外在的大历史中完成自己的文学创造。这既增加了小说的厚度和深度，也能和当下的现实形成对比，发人深省。

　　残雪在读完郑小驴的小说《鬼节》后曾认为，它可以与鲁迅的一些作品媲美。的确，不管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郑小驴都和这位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祖师一样，主要持一种审视、批判的态度。他看重小说介入的功能，也始终坚持认为，审美对于小说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维。这使得他的小说不至于沦为一种话语工具，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孙频：女性心灵的捕手

　　王威廉、郑小驴都喜欢在一个宏阔的背景中伸展各自的艺术触觉，相比之下，出生于1983年的孙频，似乎追求的是“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

　　孙频的《玻璃唇》、《西江月》、《美人》、《醉长安》等小说，写作对象都是“恋爱中的女人”。孙频也擅长描摹女性的心理，呈现她们遭遇爱情时精神深处的那些幽微转折。她们似乎天生就对爱情没有什么免疫力，有时候为着一个眼神，为着三两句柔软的话语，就舍得赴汤蹈火，盲目的程度并不亚于飞蛾。与这些女性的果断、勇敢、执着相比，孙频笔下的男性往往有着程度不一的无能与懦弱，既可爱，又可恨。两相遇合，这些女性的爱情，自然是好事多磨，千疮百孔，既可悲，又可叹。因此，孙频的小说，往往以苍凉为底色。

　　从总体而言，孙频属于那种能够在俗中见奇的作家。她有的小说取材并不新颖，然而凭着对女性心理的捕捉能力，还有出色的修辞能力，依然能够打动读者，让读者随着缤纷的语言而感之叹之。比如《醉长安》，着力于写二女一男的感情纠纷，取材不算新颖，但孙频借着那些排山倒海般的精彩比喻，那些张爱玲或盛可以式的精辟的“警句”，让读者在熟悉的情节中获得一种陌生化的体验：“一个女人在撞见自己的男人出轨后，还要装得像个母亲一样宽容他，还要把牙齿打碎了往下咽，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那些牙齿她根本就是消化不掉的，它们在她身体里一寸一寸咬着她，咬得她肝脏俱损却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她的一只手握在他手里，他整个晚上无边无际地抱着她，后来她的身体在他怀里一点点变冷，变僵。他更紧地抱着她，像是要把她嵌入自己的身体里。她的温度在一点一点消失，他感觉她像流水一样经过他的身边，任凭他怎样都不可能挡住这流水，她从他指缝间，从他身体中间，从他的血液里穿过去，流走。”

　　诸如此类的句子，即使脱离文本的具体语境，也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具备刘绍铭所说的“兀自燃烧”的能力。哪怕是有些世故的批评家看了，也有可能暂时相信这个并不十分可靠的说法：小说写的就是语言。

　　以上述几位为代表的不少“80后”小说家，有各自的文学传统和思想渊源，也都有鲜明的个性。他们对相对传统的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并未丧失好感，反而持认同的态度。虽然他们已经通过各自的作品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能力和潜力，持志前行，但遗憾的是，现在许多批评家仍然普遍将目光投向那些掌握着市场霸权的“80后”小说家，认为这就是“80后”小说的全部；他们对“80后”小说得失的理解，亦建立在这一存在极大误差的总体判断之上。而事实上，分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李德南，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