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新诗歌：我们都需要一个上帝

              简明   薛梅

    1999年，瑞典文学院将20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并在授奖词中盛赞他：“以辛辣和荒诞的寓言描述了被遗忘的历史。”

    刘永新诗歌让我们看到的是：“以辛辣和荒诞的寓言描述了正在被遗忘的现实”。

    指认历史是作家的使命和荣誉，指认现实是诗人的良知和本能。诗人的首要应该是拒绝平庸；其次还应该是拒绝平庸。平庸是阳光照在皮肤上的“庠”，不伤身，不泄气，不图财害命。但是，诗人更应该在恶劣的环境中成长，像胡杨生长在沙漠中——平庸是诗人的天敌。
    《证词》以其严肃的使命感和不容忽视的思辨性震慑人心。《证词》的主体构架神圣而又荒诞，全诗仿佛是一场冷静直陈而又憾心动魄的精神搏斗，内在而隐蔽的语言张力，使“证词”始终作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而拷问着读者的心灵。正如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所创造的“诺沃特尼的痛”，成为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精神喻体：

   我们都需要一个上帝
   尽管他有可能昏庸衰老
   对你曾遭受和正在遭受的不公

   不闻不问
   但他至少能假装倾听
   你却不必担心落下把柄 

 
    作为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寻找和揭露真相是职业的养成；作为诗人，寻找和接近真理则是一种天赋的担当。在《证词》这首诗中，刘永新以“悲剧现场”目击者的证人姿态出场，不伪饰、不做作、不虚张，真实而有力的陈词，掷地有声——“那么我就开始说吧”：诗人是尖锐的，她洞察了人性的懦弱；诗人是沉重的，她体察了体制的疏漏；诗人是质疑的，她看到了秩序的颠倒；诗人是痛心的，她看到了尊严的践踏。

    诗人不是讲故事的能手。一个好诗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好故事的引子，如同酒头之于佳酿，如同药引之于汤药与病灶；诗人更擅长发现或者“激活”一个故事，然后由别人去讲述。
    《毒酒》不仅拥有隐喻性、超验性的叙事话语，还设置了多重的、隐蔽的内置“暗道”。它们潜伏在名为“九头”的“毒酒”故事背后，并不直接来推动关于“九头”真面目的叙述，却又不时跃动于话语的肌理之间，使“九头”的故事不断延伸，从而构成多层面、多角度的解读空间：邪恶与妥协、卑鄙与奴性、谄媚与良心、变形与拒绝、异化与膜拜、表象与本质……。“毒酒”是一种人类精神的潜在状态，恶之于善、丑之于美、现实扭曲之于真实人性，这颇具荒诞性的生存现场，如同“每个人身后都跟着一头兽”的寓言，如同卡夫卡的《变形记》、舒尔茨的《鸟》所揭示的极端化的生存形态对人性的深度伤害：

   世事就是这样

   半生与畜生为伴体恤膜拜

   或与老马和家奴肝胆相依温存归老

   都起源于当初一次良心的起搏

   或一次投生的偶然

   恶之花在欺骗与中伤中糜烂着恶臭

       ——《毒酒》

    刘永新诗歌的价值，绝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棱两可、不可理喻的悖论现场，而是勇敢地提出审视与反省、觉醒与救赎、“直面”与“承担”、重建与完善这巨大而又迫切的心灵命题：

   而我们必需直面

   所有的烟尘甚嚣

   稀释悔恨惊醒原罪

   把生死情仇做最后了结

   比如你

   此时应担起你应当的承担

       ——《毒酒》

附：刘永新诗歌 

证词

我们都需要一个上帝
尽管他有可能昏庸衰老
对你曾遭受和正在遭受的不公

不闻不问
但他至少能假装倾听
你却不必担心落下把柄

那么我就开始说吧

诗人们一部分躲进古希腊
另一部分逃向了中世纪
这些洁癖和自我的人
为了避免被窥视和失去神秘
都狠下心把当代抛弃
口水诗与口号诗泛滥
你们都有责任

这世上一部分人饥肠辘辘
另一部分人因为吃得太好而住进医院
一部分人在露天的工地上脱水和中暑
另一部分人则在隔壁的酒店里
鲸吞下别人的血汗

允许发言的人总是放弃发言
渴望发言的人
一次次被维持秩序的秘书们打断

一个姑娘一次私密的相许
被情人制成万众流通的艳照
如今她站在证人席上
为自己当下的爱情和新生的婴儿作证

上帝不会这样

上帝是一株沉默而无知觉的枯树

你尽可以对他心迹裸露

不必担心被曲解或告发

毒酒

这是一杯毒酒

由鲜花覆盖人面为由

杯底浸泡着邪恶的九头

你以为除了饮下别无他路

但事实上上天并无此意

注意那块黑暗的坟地

九头在浓稠的粪坑里得到补给

由同一条蛇身调度 

而另外一些家禽

却在迎战的前夜尽显聪慧

各抒已见内耗相消

因为拒绝协作而分崩离析

世事就是这样

半生与畜生为伴体恤膜拜

或与老马和家奴肝胆相依温存归老

都起源于当初一次良心的起搏

或一次投生的偶然

恶之花在欺骗与中伤中糜烂着恶臭

而我们必需直面

所有的烟尘甚嚣

稀释悔恨惊醒原罪

把生死情仇做最后了结

比如你

此时应担起你应当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