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9月3日特约评论

眼看着九月了，又是一年开学季。千千万刚经历过高考不久的莘莘学子怀揣着录取通知书，昂首挺胸走进大学的校门。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当中的很多人将很快面临失望和失落的巨大心理落差，因为他们跨进校门伊始就已经报定了收割喜悦、收获成果的心态，该玩玩该泡泡，读书并不是为实现理想。

在传统高考思维的强大影响下，高考时期他们所受的社会关心并没有延续性，包括交警护送、家长守候等等所有的特殊待遇伴随考试结束一同完结，社会责任也几乎都主动终结、嘎然而止。没有几个人会对他们即将面对的这种心理落差给予充分的关怀和辅导，似乎走进大学的校门，他们的人生就自动在轨、功德圆满迟早而已；表现到媒体上就是，根本见不到与此相关的一丝一毫的关注。这与对高考前后浓墨重彩的报道和着力渲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一个巨大落差。

造成高考前后人们心理天壤之别的根源，始终是中国人心理上挥之不去的科举情节。从读书上学的第一天起，家长们最大的共同语言就是教导孩子“一定要考上大学”！从此孩子们走上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一直到“最后”参加高考的堪称艰苦卓绝的旅程。回顾高考结束时候的媒体报道，“扔书”、“拥抱”、“喜极而泣”之类的词汇比比皆是，配以声情并茂的照片和生动描绘。将教科书弃之若履，是因为教科书恰恰代表着这段“苦难的旧岁月”，因此有必要为苦读生涯的结束而举杯相庆。媒体一年又一年对这种情绪的激烈渲染，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范进中举似的思维逻辑。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无论怎样标榜高考的现代性和社会意义，在中国学生的眼中，“高考也就是把科举换了个名字罢了”。如愿以偿者将高考称为自己已经走过的“独木桥”，名落孙山者则称其为人生的“鬼门关”。即使对于老师们来说，高考也绝不仅仅是3天的考试，而代表着他们3年含辛茹苦的付出与收获，因为学校必然用这个成绩考核他们的工作，而他们的业绩和待遇与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与教给学生多少做人的道理无关。对学生们来讲，由于时间更加漫长因而标志意义更加重大，它代表了整整12年的苦读是否“物有所值”，比起古人所言的“十年寒窗”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言而喻，高考并不真的等同于科举。但从恢复高考开始，选拔条件的苛刻要求客观上促成了人才之间的激烈竞争，当高考从人数比例和考试形式上越来越接近科举的时候，自然难免在人们心理上也形成科举的刻画色彩。科举这一中国文化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思维要舍弃是很难的、召回却很容易。任何个体和他们所组成的群体，都有自我发展的心理需要，并且在教育的正向激励下产生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竞争精神。没有这种激励和人自身的成功欲望，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发展，这种激励和欲望客观上成为了社会的动力和活力。自从在中国唐朝诞生以来，科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了社会精英人才必要的选拔机制，但同时也变成了忽略其他发展途径和发展价值的滤网。在当代中国，就求学上进的愿望而言，恢复高考重新满足了人们的上进心理需求，但同时也重新激发了历史悠久的科举意识，进而转化为群体行为，甚至成为一种民族共识。

按照科举习惯，一旦中举，多少年的辛酸都能在一夜之间苦尽甘来，《范进中举》中将其描述为“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用，只怕还不稀罕”、“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就是真实刻画。然而，对当代学生来说，高考结束、走入大学校门，他们人生的舞台才刚刚拉开大幕，范进所能“享受”到的锦衣玉食、前程无忧实际上并不是他们所能享受到的，他们务必要做好更多更强更长时期的奋斗准备。所以，媒体和社会极力渲染的这种科举心理虽然对于尚未参加高考的一批批后继者而言有心理上的拉动作用，但对完成高考过程走入大学校门的学生而言，只有弊而没有利。如果媒体和社会能够将对高考的关注度和精力，分一点点到对入学新生的心理关怀上来，那对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学生的人格塑造都会大有裨益。

 
刊发标题《别助长当代范进心理》
http://www.huanqiu.com/newspaper/hqsb/2011/09/03/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