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学那个青少年时代，我反叛个性主要冲突的对象，反倒是我父亲，郝英有。
　　他很早就从山东出来，在上海商行里当学徒，所以一九四九年后定居韩国，做的也是贸易，很成功。
　　我两三岁的时候，一位远房亲戚为我遍寻名医而显了不少本事，我父亲因而赏识他，并经由他的引介认识了一些人，决定在釜山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投资兴建一家观光饭店。饭店没有完工之前，我父亲发现中了圈套。这是个什么样的圈套，他从没有说过。我从旁人那儿听来，就是很多钱被席卷，几个该负责的人都失踪，他只能变卖所有的财产来善后。
　　我幼年有一个清晰的记忆，就是在一个阴雨天的下午，从一个四十五度的仰角，看他端着家里的电话机走出去。
 
　　他在五十岁的时候栽了这个跟斗，打击很大。有段时间，沉溺于鸦片中，幸好我妈妈把他拉了出来。接着，他就靠自己的一手毛笔字、好算盘，在外地做一些帐房之类的工作。也因此，才有妈妈带我到一个可以望得见铁路的高坡上，看那远处来去火车的记忆。
　　妈妈去世后，他回釜山落脚，在釜山华侨协会里做一个收会费的工作，每天搭着公车兜来兜去，去一家家华侨商号收那零头小钱。
　　上高中时，我对他逐渐有了不满。主要起因是听一位同学说他父亲如何在五十岁垮掉之后，重新致富的故事。这个故事勾起我一个疑惑：为什么我的父亲在五十岁的年纪摔了一跤之后，却就此一蹶不振？
　　我开始看不惯他每天为了那区区一点点会费东奔西走，晚上仅仅为了把一笔笔零头小钱算得清楚，就心满意足的样子。我看不惯他只因为有人来求他写一幅字，自己觉得写得不错，就满面春风的样子。
　　快接近高中毕业的时候，更受不了这个人平时不爱讲话，却要给我一些叮咛。他操心将来我在社会上怎么有个立锥之地，不时提醒我要谨慎为人，小心从事等等。这些话听来很烦，我甚至开始鄙视他那只因自己的一时失足，就要把世事看得如此灰暗的心理。
　　我们因而大吵过两次，冷战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愿意多和继母说话，也不愿意和他沟通。
　　我在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那年十月，来了台湾。
 
　　和父亲和好，是多年以后的事。我庆幸自己在种种无知、不孝的作为后，在他晚年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其实，他一直都在等待我，是我自己不肯回去而已。
　　而真正开始思念他，也是他去世以后多年的事。
　　同样是一九九五年的一个十月天，我因为自己的司机请假，搭出租车出去，遇上一位女儿也患了小儿麻痹的司机，聊了起来。他计算一九六○年代的物价给我听。当时看一场电影只要一块六毛，他在机械工厂里工作，一天拿二十多元。结果他花了八千元治他女儿，拖了好几年的债……
　　他一路说着。而我脑中想的一直都是我父亲。想起小时候街坊邻居的韩国人指指点点地叫我「那个富翁的儿子」。想起他们总是告诉我那个富翁就算用黄金来打造我，也有多高多高等等。想起可以说是因为我的缘故，他把全部家当都赔了进去。
　　而他总是什么话都不说。
　　那是在出租车上。我只能躲在司机座后，努力让自己不要哭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