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开完会了。我也和大家一样，开始进入那种慌慌张张又无所事事的过年氛围，似乎做什么事都没心思，又似乎有无数的事情需要做。老实说，很不喜欢这样的状态，真希望春节在一月份，这样过了就了了，二月还是完整的。在二月的话，一月也得白搭进去。可虽然不喜欢，却无法摆脱，好像人人都被“年”施了咒。

这些日子，在报纸电视网络上，看到最多的是关于春运的消息。千千万万个渴望回家的人，因为买票难，因为行路难，还在苦苦等待着，煎熬着。我在为他们感到焦急的同时，也想起了自己的“春运”岁月。

那是八十年代。我读大学和刚工作的日子。那个时候我回家过年，也是要挤火车，也是一票难求。在一次次的火车上，因为买不到座票我站过，站到腿发麻；也在车厢的过道上坐过（《春草》小说里，春草和丈夫铺着报纸坐在过道上的细节，就来自我自己的生活体验），还坐过水桶，是我身边坐着的那位旅客看不过不去了，将他带着的木桶翻过来给我当凳子。还有一次我挤不上硬座车厢，就上了卧铺，坐在车厢过道上被列车员撵，不得已花“巨资”补了一张卧铺票。即使手上有一张票有一个稳妥的座位，从成都到上海再转车到杭州，也需要三天两夜，五十多个小时的车程常常让我小腿浮肿。一直到九十年代以后，我才改坐飞机回家，免去了旅途之苦。

找出一篇几年前写的随笔，是应上海作协约稿而写。虽然写的是上海，但大部分内容是写回家旅途的。

借此感谢所有在旅途上帮助过我的人，包括帮我买票和接站送站的亲朋好友们。遥祝你们新春快乐。也祝福所有尚未踏上回家旅途的朋友们，早日平安到家。

列车驶向上海

我究竟到过多少次上海？现在已很难说清。像我这样既非上海祖籍，也不在上海工作的人，如此频繁地到上海，恐怕还是少见的。盖因为我的老家在距上海约2百公里处的杭州，而我却工作在距杭州2千多公里外的成都。2000年以前，从成都到杭州没有任何一列直达车，必须在上海中转，于是自1979年上大学后，我就开始一次次踏上驶向上海的列车。

第一次到上海，我买好到杭州的车票后就去了市区。那时上海在我脑海里只有两个词汇，一个是南京路，一个是外滩。我先去了南京路，大白天，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灯红酒绿，也没有电影里常出现的坐着黄包车的上海小姐或太太。很平常，甚至和成都的春熙路没有太大区别。而穷学生的我，也无心逛店，买了袋大白兔奶糖就匆匆返回车站了。第二次到上海，我就去了外滩，独自一人，自然也没找到任何感觉。外滩和我都怯生生的，互相拒绝。今天留在脑海里的仅仅是个记忆，我去过。

接下来，时间很快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出门的人骤然增多，似乎全国人民都卷着铺盖卷挤上了一列列的火车，我从上海中转便成了一件很难的事，虽然上海到杭州的车次很多，我却常常买不到车票，就是买到了也挤不上去。于是再过上海时我就不敢出站了，下了这列火车就直接朝另一列火车跑去。

等假期结束从杭州返回成都时，就更麻烦了。往往我刚到家，母亲就开始托人去上海买回成都的车票。我从杭州到上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取车票。上这儿上那儿，麻烦了不少上海陌生人。记得有一回是到解放日报去取。一位编辑（我肯定那时是叫他叔叔的）把票拿到门口交给我，我道了谢，忙不迭的回到车站，随着拥挤的人群涌上火车。再几年后有了儿子，回杭州更成了一件大事，常常兴师动众的。后来我一个表哥从四川回到上海，上海就有了咱家的交通站，转接的任务就交给了他。大概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10年时间里我就那么一次次的坐火车驶向上海，又从上海一次次返回成都。

我对上海人的认识也源于火车。那时从成都到上海要坐三天两夜的火车。我只能坐硬座，每每坐回到杭州家里时，小腿必是肿的，坐在那儿听母亲说话时人还在晃荡。以现在人的情感速度，三天两夜足以谈婚论嫁了，而那时的我在车上除了看书，就是观察上海人。每一趟行程总能遇见不少上海人。他们大多是支援三线建设到四川的，就像我那位表哥，每年回上海去探亲。通常是一家人一起，斯斯文文的，颇有教养。与旅客说话时，讲的是上海味儿的普通话，而自家人说话时，就叽里咕噜全是方言了。有时他们也会买上一张硬卧，一家人换着去睡。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不吃盒饭的，更不会上餐厅。他们会从行李架上拿出两个大塑料袋，一个装着馒头或面包之类的主食，另一个包得很严实，解开一层又一层，里面露出像小锅那么大一个搪瓷碗，有盖子的那种。打开盖子，里面装着满满的东西，有茶叶蛋，卤肉，咸鱼，榨菜等，全家人便围着搪瓷碗进食午餐或者晚餐。让旁边的人看着馋。我想这一定是他们多次往返川沪两地总结出来的最佳吃法，又节省，又卫生，又营养。这样精心准备的食物，他们肯定不会邀请其他乘客同享。有些乘客便不大了然，很夸张的把自己带的水果点心，或者站台上买的食物，拿出来邀约大家共吃。上海人不为所动，不进不出，毫不犹豫地表现出他们的矜持来。

还有个让我留下深刻记忆的细节，就是每回列车过了苏州快要接近上海时，上海人就开始一个个的去卫生间了，梳头洗脸，整理服装。更有甚者，脱掉专门为坐火车而穿的旧衣服，换上干净的好衣服。这一举动也常常让外地人窃笑。其实很正常。那时的火车多半是烧煤的，夏天开着车窗坐上两天，身上脸上哪儿哪儿都是煤灰。上海人认为穿好衣服坐火车是很不合算的，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于是有了专门坐火车穿的衣服，通常是工作服。

一趟趟的观察下来，让我确信了外面所传的上海人过日子很精细属实的说法。但这样的精细我很能接受，并不以为可笑。相反，我厌恶一些国人莫名其妙的穷大方，挥金如土。我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教养。这些年每每遇到有人说上海人小气时，我都会站出来帮着说几句。我说人家上海人“小气”是建立在不侵害别人利益、只保护自己利益不受损的基础上的，无可厚非。还有，虽然你和上海人谈事情时会觉得他斤斤计较，但一旦谈定了你尽可以放心，他决不会违约或者胡来，上海人做事很规范的。

有朋友说，是不是你祖籍上海啊？这么帮忙？我说不，我祖籍浙江。但我就是赞成上海人的生活态度。其实我对上海实在是不够了解的，我总是路过，总是行色匆匆。我是上海的过客。上海是我的驿站。而且这些年，我连路过都少了，自从能够直飞杭州，我就从天上回家了。就是从上海转车，也不是非坐火车了，还有高速路可走。我甚至跟我妈夸了海口，等成都到上海的高速路修通后，我要自己开车回家。

今年我又一次走进上海火车站。我的新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事情完成后，我决定再次从上海坐火车回杭州。

走进车站，亲切而又陌生。往事忽然如列车驶来：

有一年春节回家过年，我从上海中转。一个人拖着行李在站台上等去往杭州的列车。但连着过去两列火车我都没能挤上去。从上午等到下午，又等到黄昏，我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难道我要在站台上过夜吗？天气很冷，我真不知该怎么办？这时，又一列去往杭州的火车驶入站台。旅客潮水般地（我也想不出更贴切的词了）涌向列车，迅速堵满了每一个车门。我鼓足勇气往里冲，很快就被挤了出来。正在这时，一位像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了过来，他大概已经注意我一会儿了，拍拍我的肩示意我跟他去。我乖乖的跟着他。他把我带到一个车窗下，命令里面的旅客把窗户打开，然后提起我的行李举到窗口命令他们接进去。里面的旅客很听话，一一照办。再然后他一蹲身，抱住我的腿把我举到窗口往里塞，里面的几只手又拉又拽的把我弄了进去。等我好不容易在车厢站稳脚时，车已经缓缓启动了。我急忙探头往窗外看，那位工人师傅已经离去了，只有一个背影。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说上海在我的记忆里已渐渐浓缩成一个车站了，那么，那个铁路工人的背影，就占据了一半的画面。

                                       2004年5月8日，成都北校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