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后者,来到了地处成都偏远郊区的凤凰山，成了一名部队女教官。

    当教员很单纯，上完课就可以呆在自己房间了。那时我正迷恋文学创作，就在课余时间写小说。大约半年后，我将自己的短篇处女作寄给了军队刊物《昆仑》。编辑部给我回信说，作品有一定基础，但还需要修改。正好他们有个笔会，问我能否参加。

    我简直是喜出望外，马上就去找大队长请假。没想到大队长一听就不高兴了。现在想来，他大概是觉得我才当教员就不务正业，写什么小说。他唬着脸说，什么笔会不笔会的，你这里的工作怎么办？

    我记得我们当时是站在教导队的大门口说这件事的，我正准备赶回到我所任课的学员二队去。听了他的话我心里顿时凉透了，一句求情的话也不说，扭头就往外走。天上正下着雨。他很意外，在身后喊道：哎，你怎么说走就走了？我话还没说完呢。

    但我没有回头，径直走进雨里去了。那时我25岁，可以这么说，读大学的四年时间，我已经被老师和同学们“宠”得有些自以为是了，很少受挫，一旦受挫是绝不愿求人的。我冒着雨步行回了二队。事后我听人说大队长非常生气，他说，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走了！这个教导队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对过我！的确，他在教导队威望很高。

    也许是淋了雨，也许是心情不好，当天夜里我开始发烧。到了早上就烧进了军区总医院。那时我像个易燃物品，一烧就上40度。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病好了，心情依然不好。我揣着医生给我开的全休三天的假条回到了学员二队，正赶上语文复习考试。那时我们教导队补习文化采取的是速成，学一科考一科，主要是学员们的年龄都大了，怕他们同时学多科目招架不住。学员们很紧张，一科通不过就拿不到文凭。我也跟着紧张起来，开始全心全意地辅导他们，白天在课堂上辅导，晚上在宿舍辅导，几乎忘了笔会的事，也忘了那张假条。

    但这天一早，大队长就派人来学员二队叫我，说是要开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这才想起自己还有这档事没了。我当兵时没入党，上大学四年也没入党，分到教导队后才发现这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干部们全是党员，一到组织活动时间，我就不得不参加战士们的活动。而且我们大队长一到开会时就说，有些人都25岁了，还不是党员！他一说这话我就知道是说我。感觉就像母亲说儿子，你都5岁了还不会自己穿衣服！于是我就交了申请。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了。

    我心里很不踏实，正跟大队长别扭呢。我就给我的男友打了个电话，他老成地说，我虽然没入过党，但听人说开支部大会的时候，党员们往往会给申请入党的人提许多尖锐的意见，到时候你一定要沉往气。我说好的，我一定沉住气，随便他们说什么。

    到了会上，我的入党介绍人——两个平时就与我很要好的女教员，说了我一大堆优点，然后其它人又补充了一小堆优点。我心里沾沾自喜。

    这时大队长开始发言了，他也先说了我几句优点，但接下来他就说要对我提出批评。我心里有思想准备，就作耐心状听他说。但我越听越沉不住气了。因为他主要是针对我想参加笔会的事来讲的，他把这件事分析得很严重，说我“不服从组织，与组织上有对立情绪”、“掉进了个人主义的泥坑不能自拨”，“自以为是大学生就不得了”等等。

    我觉得太过份了，已超出了事实。我的心咚咚地跳，双腿发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反驳他，一定要反驳他！

    恰好组织会议的人问我对大家的批评有什么意见，我知道通常这时候我应该说，大家批评得很对，我一定虚心接受并坚决改正。但我说不出来，我声音发颤地说：我觉得刚才大队长对我的批评有出入，我想解释一下。

    于是我开始为自己辩护。我说我是喜欢写作，但从没因此而影响过教学；我是想参加笔会，但你们不让我去我也没有消极怠工，照样在工作,出院后一天病假都没休就工作了。我心里是不太高兴，但我并没有作出什么不服从组织的行为，也没有擅自离队。难道一个人连心情不好的自由都没有了吗？

    我说的时候，嗓子哽咽得厉害，恨不能放声哭出来。但我一再对自己说，绝不能在这里哭，绝不能。我把堵在心里的话一说完，还没等主持人发话，就逃也似地离开了会议室。

    回到寝室，我的情绪仍无法平息，一个人在房间里走了两个来回，最后把藤椅搬到屋子正中央一屁股坐下。我想，这下完了，笔会参加不上不说，党也入不了了，领导关系也搞砸了。当初就是为了人事关系简单才来这儿来的，没想到还是不简单。

    我的男友比较了解我的个性，不放心，跑来了。进门见我一个人坐在屋子中央，就知道事情不好。听我说了个大概后他埋怨说，不是叫你要有思想准备的吗？怎么还是沉不住气？我说那根本不是批评，是污蔑！我就是永远不入党、永远不参加笔会、马上转业也不能听之任之。他叹口气说，好吧，既然你已经想到了这一步，就这样吧。

    这时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进来了。一进门她们就紧张地说，你今天干吗啊？吓死我们了！我不吭声，总觉得一吭声眼泪就会流下来。但接下来她们说，总算通过了，还是全票。

    我大感意外，连问怎么回事？她们说，你走后全场一直沉默，谁也不说话。后来还是大队长开口了，他说，总的来说，这还是个好同志，有缺点等以后加入了组织我们再帮助她吧。这样大家就举手表决通过了。

    我惊诧得说不出话来。

    男友则笑道，你这简直是火线入党嘛。

    更让我意外的是，下午大队长又找我谈话了。他温和地说，笔会的事，队里经过研究同意让你去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大队长的四川口音确确实实在我耳边回响着，他说，北京冷得很，你要多带些衣服。

    当时已过了笔会通知的时间，我顾不上弄清事情的原委，就匆忙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尽管笔会并不如意，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半个月后，我在北京收到了我们教导队训练处处长的一封信，他说我走后，学员们考试完毕进行了评教评学，几个教员中我得分最高。他还把学员们的评语寄给了我，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裘教员去北京是我们的重大损失。当看到这句话时，我的那一眶忍了很久的泪水终于落了下来，落在了北京。处长还说，是大队长叫他给我写这封信的，大队长说，没想到这个女娃子倔是倔，工作上还真没说的。

    从那以后，我和大队长之间再也没闹过矛盾了。我成了队里的教学骨干，被破格提拔为教研究室副主任，第二年还被评为成都军区优秀文化教员。同时我的小说也开始发表，因为这些，我立了三等功。

    但大队长自己的路却走得不顺。虽然他能力很强，思想很解放，点子也多，几年时间就把我们教导队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又是办大专班又是搞电脑培训的，这在八十年代绝对是超前思维。可他就是一张嘴巴不饶人，什么看不惯的都要说，不管对方是谁，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乃至领导。因此在团的位置上蹲了许多年没有提升，后来终于转业了。

    我听说这个消息后，在那年的春节去看他。我的丈夫，也就是当年的男友马上表示要和我一起去。他说你们大队长实在是个好领导。以他当时在教导队的地位和威望，他能容忍你是相当不容易的。

    的确如此，也许对我来说，当初不过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对他来说，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宽宏大量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大队长成了朋友。但我从来也没问过他当初是怎么想通要“放过”我的。当然，他也从没问过我当初怎么会那么大胆去顶撞他的？而且我还经常想，如果大队长也能像我一样遇到一个容忍他个性、发挥他长处的领导，他就不会离开部队了。

    我很怀念他，也很怀念自己那段心高气傲的年轻时光。

                             写于1997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