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评论家指出，我的短篇小说几乎全部是针对的当下生活，特别是那些并不具备某种重大历史意义和尖锐冲突的普通生活，他问我这是否隐含着我的某种以小见大的创作追求？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但回头看看我的短篇，的确如此，我几乎都是写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只要它有点儿意思，触到了我的心灵，让我心里一动，就会产生创作冲动。至于它能不能“以小见大”，我似乎不太在意，因为“大”是一种没有边际的东西，并不是自己想“大”就能“大”得了的。

一般来说，有两种类型的故事容易被我看上，一种是有意思的，一种是有意义的。当我觉得某个故事有意思时，我会在这个“意思”中作些思考，努力将这个“意思”有效地多层次地表达出来，写出故事后面的故事，故事后面的心情。我想，这些应该属于理性的控制。但在具体叙事中，我更注重的，还是将人物写活，写生动，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示，让小说好看。

我不太喜欢象征意味很浓的东西。这可能和我的个性气质有关吧，我曾开玩笑说，我的个性气质在艺术家和主妇之间，更接近于主妇，比较生活化，所以我喜欢写一些有意思的小人物小事情，只要有点意思，有点儿内在韵味，我就会着迷，想把它表达出来。对于那种很深邃、很抽象、很哲理的东西，天生有点儿畏惧，只好敬而远之。同时对那种恶的东西，也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我想我的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执着关注，可能与生活经历有关。我以为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在选材上的偏好，是和他的生活阅历、情感方式、文化修养乃至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的。我一直生活在相对平静的秩序中，没有遭遇重大的人生坎坷，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苦难，这种平顺可能就造成了我心态的平和，也影响了我对那些非常重大的或者尖锐的事件发生兴趣。

其实《保卫樱桃》这个短篇和我的其他短篇相比，相对重大一些。它已经不是个单纯的生活小事件了。正如我在小说开篇中所说，它是我从饭桌上听来的。平日里我常这样，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或者有趣的笑话时，往往会产生一种与讲述者不同的感受，就是说，别人在讲叙时是站在一种立场，我听后会站到相反的立场去感受，别人可能觉得好笑，我可能觉得可悲。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这种感受来进行叙事。

当时讲的人是把这事当成一个荒唐的笑话来讲的，听的人当然也是当成笑话听的，我也和大家一起笑。但笑过之后却放不下，总在心里硌着。特别我听到最后，讲述者说学校只好把樱桃树砍了，心里特别难过。可能是因为我很喜欢树吧。我就想，如果我是那个学校的校长会怎么样？我会和他们斗争吗？

很多时候，小说就是我对生活的设问，也是我对生活的回答，这种设问和回答，就形成了一个小说。

生活中一些看似很简单的、理所当然该这样或那样去做的事，偏偏就做不成，理所当然该坚持的原则，偏偏就无法坚持。年轻的女校长本想通过保卫樱桃这一事件，重建新的理想化的秩序，以改变小镇人的生活观念，她因此求助老校长、求助于学生、求助派出所所长，结果还是没能实现。她的面前障碍重重。因为她求助的人都是旧秩序的一部分。表面上看事情是解决了，实际上还是女校长妥协了。女校长的痛苦并在于樱桃有没有保卫成功，而是在于她像唐·诘诃德斗风车那样对现实的无能为力。

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女校长，她体现了我的理想和苦恼。她的眼泪不会白流的。

                             写于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