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武钢一呆就是三年，我们小组中除了我写了这两篇文章外，许教津还写了题为《一米七热连轧机的计算机控制概况》的文章，陈洁方写了题为《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系统》的文章，等等。其实，我们这些人的工作各有重点，如果联合起来互相补长取短，那么对整个热轧的计算机控制就算掌握得比较全面了。

因此当时我认为，如果在中国再搞一个热轧厂，我们这些人都可以挑大梁，就算让我们自己来设计一个计算机控制系统也没问题。不过那是当时的想法，现在我可不这样认为了。我现在觉得，我们尽管经历了一个安装调试的过程，其实基础并不踏实，如果再干，肯定会发现很多原先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学本领，当然是先学会大节上的东西，但是要整个做成，还需要细节上的东西。街上的餐馆有的是，里面的菜名也大同小异，为什么味道就不一样呢？其实差别就在细节上。再说了，猫教会了老虎很多武功，就是没教上树，你怎么知道自己已经全学会了呢？

刚从武汉返回北京，我就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原来，国家要建设上海宝钢热轧厂，1979年要进行宝钢设备的引进谈判，而我就被选派为谈判代表之一，我们单位还有和统也被派去参加谈判。

参加武钢热轧安装调试工作的除了武钢自己的人员、我们以及十九冶之外，还有重庆钢铁设计院的技术人员，许海洪就是他们的组长，我和他从那时认识起，到现在一直保持热线联系，是我少数挚友之一。从分工来说，设计轧钢厂是钢铁设计院的份内工作，所以遇到这样的大项目，他们显然是要介入的。既然要在上海建设热轧厂，那么更是钢铁设计院的事情了。所以这次谈判小组的组长，冶金部就指定由许海洪来担任了。

上海宝钢项目是从1978年12月23日破土动工的，那是一期工程，我们这个谈判小组要谈的热轧计算机控制系统属于二期工程。谈判进行了将近一年，但是这种谈判其实没多大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负责谈判的是我们，但是做决策的是领导，我们谈的内容和领导想的问题脱节，我经常听到许海洪的一些抱怨：懂技术的没决策权，有决策权的不懂技术。

既然要买设备，当然要考虑价格了，那么我认为谈判原则应该是：“在可以接受的价格前提下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设备”，换句话说，你上级给出一个价格底线，那么我们谈判的人自然就心里有数了，但是当时不是这样谈的。

我们小组负责技术谈判，却不考虑价格因素，所以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拼命要求对方提供最高档的设备，例如，计算机如果有A、B、C三个规格，C最高，那么我们就要求用C。结果，德国方面总是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报的设备都是很好很先进的，而日本人则不管我们怎么提要求，他们报的都是不太先进的东西。当时，我们还误认为日本的东西不行。

最后，日本公司中标了，因为日本的报价低。看来，日本人才真正地了解中国决策过程中的奥秘，而德国人则缺乏经验。当得知结果后，我们觉得很不公平，因为如果按这个价格让德国人来报，他们的设备不见得比日本差。

那时，我们住在上海普陀区新建的长江饭店，早上坐大轿车前往徐汇区的上海体育馆，在那里谈判一天，晚饭前才把我们送回宾馆，周一到周五天天如此。我们的谈判对手，有日本、德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很多国家的公司，记得光是德国就有两家：德马克和西马克。所以，今天上午和日本人谈，下午可能就和美国人谈，第二天上午和德国人谈，下午就是英国人……

谈判用的语言基本上是英语，所以对于我来说，等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在练英语的听力，因此英语听力大有长进。当然，还有机会用英语和老外沟通。

谈判是这样进行的：A公司的代表介绍他们的系统设计，例如，用几台计算机控制，计算机是什么配置，提供什么样的软件，功能是什么，等等。先由对方讲解他们的设计思路，然后我们提问题。例如，那时计算机刚有软驱，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问，这个软驱的性能如何？用来做什么？等等。上午谈完，下午B公司的系统介绍里面，可能他们没有使用软驱，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提出，你们的计算机能外接软驱吗？他可能回答，能，但是我们认为不需要。于是我们就问，为什么不需要呢？他可能会说一堆理由。下次我们见到A公司的时候，可能又会把B公司提出的不使用软驱的理由去反问他们，看他们如何回答。

各国的计算机控制专家，分别就自己的设计进行解说，然后我们又提出各种问题让他们解答，还对比各家公司的方案。我们提了意见之后，他们又回去修改，然后再次提出新方案供我们讨论，这样耗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应该说，这比在大学里面学习专业课程还要专业，机会难得。所以，1979年这年，是我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知识大为提高的一年，也是英语能力巩固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