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王力的汉语音韵学、诗律学、语法学、汉语史等方面,都有所创新,从而促进了汉语研究的发展。他在教学改革、文字改革方面,也富有创新精神。
1958年秋,北京大学掀起了教学改革的热潮,王力被任命为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负责人。古代汉语的教学,在内容方面,过去国内的大学名有侧重,有的侧重于教文选,有的侧重于教语法,有的侧重于教训诂等,王力认为,这些做法都有它的片面性。他经过一番研究,提出古代汉语应含文选、通论、常用词三个部分。学校同意了他的意见,要他主编一部这种三结合的古代汉语讲义。1959年,这部新的讲义编好了,在教学实践中,效果很好,这就创建了一个古代汉语教材的新体系。1961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召开,决定编一部古代汉语教科书,以北京大学编写的讲义为基础,参考其它大学的教材作修改补充,委托王力任主编。编写人员,除原来北京大学的几个编写北大讲义的教学人员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的部分古代汉语教师。作为主编的王力,既要全面负责编写的工作,又亲自参加了常用词的编写,工作是很艰苦的,但他能坚持发扬学术民主的作风,大大提高了编辑人员的积极性,结果共用了两年多时间,就编好了一部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古代汉语》新教材。这部教材,不仅体系新,内容丰富,实用性强,而且在常用词的解释、通论方面都有所创新。文选注释,也贯彻了王力新的训诂思想,符合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原则。这部教材,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称界,获得得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优秀教材特等奖。海内外许多大学都用它作为教科书或必读的参考书。
王力在文字改革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在三四十年代,就主张文字改革。1936年,上海文化界和北京的青年学生,出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积极推行由一些☆☆☆人和苏联汉学家共同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新文字"很快就在全国兴起。"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得到鲁迅、陶行知的大力支持,但受到☆☆☆政府明令禁止。当时有些反对"新文字"的语言学家和周作人、胡适等,都认为"新文字"运动自有它的政治背景。有人还说,搞"新文字"的人的,是拿卢布的。王力对青年学生搞文字改革,却持热情支持的态度。1936年,他写了一篇《汉字改革的理论与实际》,发表在《独立评论》第205期上。文章说,文字是"约定俗成"的社会产品,只有依靠社会力量才能改革它。拉丁化新文字得到群众的支持,特别是青年人的拥护,应予以重视,文字改革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他不同意那些认为当时文字改革与共 产 党、苏联有关,就有其政治背景的看法。文章说:"文字改革与政治背景无关,至少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我们嫌汉字难学而谋改革,则所改革者只是文化教育的工具。假如工具改善了,无论宣传哪一种政治思想都能利用它。"这就是说,文字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个新观点,既是对那些反对文字改革的人看法的否定,同时也帮助当时有些搞"新文字"的人纠正文字改革是有"阶级性"的看法。社会上认为王力的态度是比较公正的。王力这一论断,比斯大林于1950年才提出语言文字是没有阶级性的还早了10多年!
1954年后,王力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在文字改革方面花了许多心血,一直是文字改革的主将。汉字简化、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的工作,他都积极参与,还对这些工作的重要意义,写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从1955年到1957年,经过几十次会议,都争论不休,定不下来。最后定下的原则是:一、不造新字母;二、尽可能不变读;三、尽可能照顾国际拼音习惯。这三个原则,都是王力的主张。
1958年秋,北京大学掀起了教学改革的热潮,王力被任命为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负责人。古代汉语的教学,在内容方面,过去国内的大学名有侧重,有的侧重于教文选,有的侧重于教语法,有的侧重于教训诂等,王力认为,这些做法都有它的片面性。他经过一番研究,提出古代汉语应含文选、通论、常用词三个部分。学校同意了他的意见,要他主编一部这种三结合的古代汉语讲义。1959年,这部新的讲义编好了,在教学实践中,效果很好,这就创建了一个古代汉语教材的新体系。1961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召开,决定编一部古代汉语教科书,以北京大学编写的讲义为基础,参考其它大学的教材作修改补充,委托王力任主编。编写人员,除原来北京大学的几个编写北大讲义的教学人员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的部分古代汉语教师。作为主编的王力,既要全面负责编写的工作,又亲自参加了常用词的编写,工作是很艰苦的,但他能坚持发扬学术民主的作风,大大提高了编辑人员的积极性,结果共用了两年多时间,就编好了一部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古代汉语》新教材。这部教材,不仅体系新,内容丰富,实用性强,而且在常用词的解释、通论方面都有所创新。文选注释,也贯彻了王力新的训诂思想,符合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原则。这部教材,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称界,获得得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优秀教材特等奖。海内外许多大学都用它作为教科书或必读的参考书。
王力在文字改革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在三四十年代,就主张文字改革。1936年,上海文化界和北京的青年学生,出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积极推行由一些☆☆☆人和苏联汉学家共同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新文字"很快就在全国兴起。"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得到鲁迅、陶行知的大力支持,但受到☆☆☆政府明令禁止。当时有些反对"新文字"的语言学家和周作人、胡适等,都认为"新文字"运动自有它的政治背景。有人还说,搞"新文字"的人的,是拿卢布的。王力对青年学生搞文字改革,却持热情支持的态度。1936年,他写了一篇《汉字改革的理论与实际》,发表在《独立评论》第205期上。文章说,文字是"约定俗成"的社会产品,只有依靠社会力量才能改革它。拉丁化新文字得到群众的支持,特别是青年人的拥护,应予以重视,文字改革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他不同意那些认为当时文字改革与共 产 党、苏联有关,就有其政治背景的看法。文章说:"文字改革与政治背景无关,至少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我们嫌汉字难学而谋改革,则所改革者只是文化教育的工具。假如工具改善了,无论宣传哪一种政治思想都能利用它。"这就是说,文字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个新观点,既是对那些反对文字改革的人看法的否定,同时也帮助当时有些搞"新文字"的人纠正文字改革是有"阶级性"的看法。社会上认为王力的态度是比较公正的。王力这一论断,比斯大林于1950年才提出语言文字是没有阶级性的还早了10多年!
1954年后,王力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在文字改革方面花了许多心血,一直是文字改革的主将。汉字简化、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的工作,他都积极参与,还对这些工作的重要意义,写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从1955年到1957年,经过几十次会议,都争论不休,定不下来。最后定下的原则是:一、不造新字母;二、尽可能不变读;三、尽可能照顾国际拼音习惯。这三个原则,都是王力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