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王兰生

文/李树伟

“王兰生”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可见面之后，却不曾相识。我熟识的王兰生是著名地质学家，而偶遇的王兰生，是位军人，我对军人情有独钟，军区大院的生活，与父亲那种草莽军人相比，王兰生却文质彬彬，常显文采，张口谈诗，闭口谈文学，经海健老弟介绍，才知：他是诗人和散文家。忽然想起“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古话，于是纳闷，一个纯文人，怎样混到军区政委的位置？

几个回合的文化交流，他直言不讳地说：没点真才实学，能有今天的位置？言谈话语，彰显他骨里那种对文学的爱好，举手投足，发自内心，源于血脉。他说：我是在用生命在写作！薛梅教授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应该改为精心写作，生命多珍贵，怎能轻易付出？

他对文学很自信，自信到一字一句的斟酌。当场让文友通读他3000多字的散文《黄土地的眷恋》，虽引起题目上的争议，但，他严谨的写作技巧和文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我家那三间土坯房开始”到黑土地和黄土地的争执？无不显出他自信和当仁不让的个性……

回到家里，朋友发来王兰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散文《父亲与车》和刚出炉的《黄土地的眷恋》。我拜读之后，再一次被他的文字所感动。一位勤恳，善良，怀揣梦想的老父亲跃然纸上，一位背井离乡的游子，对故土的牵挂与深爱。这些质朴无华的文字，让我激动不已，心旷神怡……

写到这里，不妨引用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一本书《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的论述：

我觉得，写小说似乎不是头脑活络的人适合从事的工作。才思过于敏捷或者说知识储备超常的人，只怕不适合写小说。因为写小说是需要用低速挡缓慢前行，去耐心推进的作业。

结合王兰生的散文，咱们不妨这样理解：即将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干部，特别是55周岁这条红杠上不得已下来的人，他们心中依然深藏着大才和雄心，甚至看上去有几分服从和呆萌，而习惯于“发号施令的生活”特质，也使他们很难从高度竞争的情境中解脱出来。

于是，他们往往凭借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帮助人们捕捉和珍藏一些容易忽略的细节和感受，为当代和后世留下难忘的记忆。我想这些才是《父亲与车》、《黄土地的眷恋》、《九九七星湖》等文学作品创作目的和真正源泉。

如果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甚至是自己，发现了这种现象，不妨多一点宽容，少一些矫情；多一些鼓励，少一些奉承。我们要用真心去品读他文章里的内容和人生感悟。因为，他是用真情实感去写作，是用人生感悟去教化众生。他的创作动机，绝不是女人头顶上的装饰，华而不实……

假如，有一天，有人告诉你，李树伟在读中学时，只不过是个成绩平平，沉默寡言的，一个总不被同学看好的平庸之辈时，你不要感到意外。因为，平庸之人，往往也会神游世界，在他们深藏不露的骨子里，就有一个常人没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没准就能成为写出一本超级畅销小说的文学名家。假如，有一天王兰生先生，真写出一篇获奖作品，你也千万不要觉得太意外，因为，他骨子里就有这种基因和需求。

所以，我特别推崇非虚构写作的传播，这也是我继续创作的唯一动力。王兰生的创作激情，让我想到了《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

吴敬梓出生在1701年，家乡是现在安徽的滁州全椒。在几位小说家中，吴敬梓和科举、仕途的渊源可谓最深。

十八岁那年中了秀才之后，吴敬梓又陆续的参加了几次科考，虽然都以落第收场，但他仍然没有轻言放弃。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吴敬梓为了消除心高气傲的自己，在朋友的劝说下终究屈服了，拜见主考官，竟然匍匐在地乞求原谅。

而这位学使大人也没客气，非但丝毫没有表现出谅解的样子，反而板起面孔，狠狠的教训了他一顿。吴敬梓出来后，心如死灰，觉得自己是肯定没戏了。

不过，事实证明，主考官大人，其实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忠厚长者，因为。考试结果出来后，吴敬梓竟然被授予第一名。

不过，时间不长，他就发现朝廷里面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朝官员的整体语文水平越来越差了。

正如今天的白领要做工作总结、产品宣讲时，PPT演示是一项必备技能一样；古时候朝廷起草个诏令、文书、奏章什么的，流畅的文笔也是刚需。

可随着实用性人才的比例过大，写出来的公文越来越枯燥无趣，简直就像产品说明书，既有损朝廷的光辉形象，也不利于感召天下百姓。

此时的吴敬梓，有了退出朝臣的想法，自己提交因病不能为官的申请，到底是真病还是装病，直到现在也是众说纷纭。比较认可的说法是身体原因和主观上的厌倦兼而有之。

或许，吴敬梓对科举和做官曾经的热望，已经被彻底打碎了，不复存在了。

而最终结果表明，吴敬梓及时退出科举和仕途，也算明智之举。特别是晚年之后的吴敬梓，时常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 , 从此以后，踏踏实实的作起了闲云野鹤。

吴敬梓的科举是不考了，官位是不做了，可心中对科举和为官的怨念还在。而文学家的本事，恰恰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吴敬梓把他在科考和为官中的种种遭遇和目睹的一幕幕怪现状，都写到了小说《儒林外史》中。

在五十四回的长篇巨著中，吴敬梓全方位、无死角对科举制度和为官潜规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撞号板的周进，中举发疯的范进，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的马二先生......一个个被科举和官场摧残的悲剧人物跃然纸上。

如果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科举和仕途的抨击是通过浪漫夸张的手法，在真实和虚幻之间的穿越，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那么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是用高度写实的手法，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对儒林的众生像进行剖析，表现他们的虚妄和可悲，看上去不动声色，却针针见血。

所以，我常告诫文友，要谨慎阅读退休后著书立传的文学作品，这类人的作品更不可小视，你一旦读进去了，就会觉得你身边的人和事，几乎都在这些用非虚构文学创作里读到过，因而心生厌烦。而眼前的王兰生，他写作的散文为何功力深厚，和他平时摸爬滚打历程分不开，特别是，在《父亲与车》、《黄土地的眷恋》的散文中可见一斑。

读完《偶遇王兰生》的日记，文友难免会有一个疑问：为何这么优秀并有才华的人，会惨遭一刀切的命运呢？

其中的原因之一，虽然仕途之路历经几千年的锤炼，积累了种种弊端，压抑了一些人才的脱颖而出；但文学爱好者本人的一些特质与选拔更高级干部之间的冲突，也是把他们逼上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其中重要原因。

像著名作家周梅森、何申等文友，都是弃官不做后，而从事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我看眼前的王兰生也有成为文学巨匠的可能？因为，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爱，有感悟人生经历的基础，有释放大爱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