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侠士，出版达人

    珍  尔

    （《风疾偏爱逆风行》，商务印书馆，2017年3月出版）

在出版界工作了几十年，李景端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他创办的《译林》杂志，若干年前就已名扬文坛，他领军的译林出版社办得风生水起，我久已钦佩，心向往之，但却一直无缘结识。

最近欣喜地读到了他的新书《风疾偏爱逆风行》，书中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串珠之线，生动地描写了他当年创办《译林》杂志的前后过程，还写到他当出版编辑时和许多名家交往的生动细节，感觉作者像是一个优秀的导游，仿佛带领我参观和穿越了一个近几十年来的出版历史回顾展，一幕幕往事纷至沓来，亲切而又真实，读这本书，让我有一种不忍释卷，想一口气读完而后快的感觉。

读完这本书，感觉一个文坛侠士的形象跃然纸上。称李景端为侠士，我以为是贴切的。侠士的特点，是讲义气，有道德，爱打抱不平，不仅武功高强，还风风火火。他当年本来是学经济的出身，却误打误撞闯进了翻译界。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文化荒漠中，他以牛犊之勇创办了《译林》，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扇窥探世界的窗口。当时的李景端，还是一个无名小辈，一个文学翻译的生手，为什么能在短期内聚集起那么多大名鼎鼎的名人学者给《译林》当编委？又为什么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竟让这本外国文学杂志发行上几十万份，一时间洛阳纸贵？这不能不说是翻译出版界的一个奇迹。

李景端的这本新书就是我们解读和打开这个奇迹之门的钥匙。书中写了创业的艰难，写了当年引进《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的轰动，写了他高举通俗文学大旗引发的风波；写了他当年和名家不打不相识的曲折交往；写了他如何创出《译林》品牌，以至于全国各地要求邮购杂志的汇款条，竟要用邮袋来装的趣闻。还写了他在杂志基础上，如何办起一个知名的出版社，又如何推出高质量高品位的世界文学名著……李景端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

李景端何以会成为一个出版达人？固然和他所处的时代有一定关系。他恰好赶上了改革初期、思想解放的潮流，赶上了人心思变、文化饥渴带来的契机。机遇造就成功。但是，历史又为何会选择了他？那是因为他具有捕捉和驾驭机遇的潜质。比如，他独具慧眼，能看准读者的需求点，找准了外国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点，让《译林》这样一本专业性很强的杂志，成为雅俗共赏、风靡一时的刊物；他能力超强，能把文字艰涩难懂的现代派小说《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奇迹般的打造成为名利双收的畅销书，创造了出版界的“译林现象”； 他人缘极好，有人格魅力，能将各种翻译竞赛，社团活动，高峰论坛组织得此起彼伏，红红火火；他情商很高，能结交一大批名家，与冰心，钱锺书，杨绛，季羡林，萧乾，叶君健，王蒙，余光中等名流愉快交往，有的甚至成为能说私房话的莫逆之交；他精力旺盛，又办刊物又出书，书刊齐头并进；他创办的译林出版社，在他打下的基础上，经过全体译林人的不懈努力，如今创出连续八年经济收入位列全国文艺出版社之冠的奇迹；他豪侠仗义，退休后依然爱管闲事，替季羡林等名家打维权官司，多方奔走保住林纾故居不拆；还不断为翻译叫喊，为保护著作权呼吁；他思想敏锐，年老心不老，笔耕不辍，著书立说，用一本本新著续写人生辉煌……用萧乾的话说，他是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用戈宝权的评价，他是一位顽强追求完美的创业者；季羡林夸他是一位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冯亦代说的更为实在，夸他既有学术眼光又善于经营，像这样的出版社领导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而李景端自己则说，他只是一个“为中外文化架桥的文化裁缝”。

说“文化裁缝”虽是李景端的自谦之词，但编辑这个职业确实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是需要有一点奉献精神的。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作者名利双收，编辑默默无闻；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但尤为难得的是，李景端用自己超人的眼光，精湛的手艺，不知疲倦的奉献，不仅为翻译出版界缝制出了惊艳的“嫁妆”，还写下了自己几十年来“做嫁衣”的心得。这本回忆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话，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出版界“译林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勾勒出中国出版业一段特殊的历史缩影。更为珍贵的是，书中还引用了许多名家的信札，和许多趣闻轶事。读这本书，仿佛是在听一位出版达人在娓娓讲述当年的亲历故事，人物肖像与历史细节跃然纸上，令人闲趣顿生，不忍释卷。。

                  （作者李建华：北岳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载《天津日报》201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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