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设立翻译抄袭鉴定机构

                                          李景端

    近日见到多起翻译抄袭侵权官司的报道。先是郅溥浩诉太白文艺出版社侵权《一千零一夜》，接着又有王干卿诉机械工业出版社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抄袭《爱的教育》，还有上海译文社诉天津人民出版社侵权海明威译作。经过判决或调解，被告都登报道歉，并向原告赔了钱。我既为有越来越多的版权受害者，勇于用法律维权感到高兴，又从这几起案件中产生了一些联想。

    联想之一，这几家被告，都是国营正规出版社，有的还很有名气，位居中国出版业实力强社行列。按常理，这些社管理规范，领导人员素质高，绝对不会不懂著作权法，应该不会犯公然抄袭、盗印这种低级错误。可惜，偏偏就犯了，而且还态度傲慢，百般狡辩，直到法庭上拿出了证据，才羞答答地道歉赔钱。何以会这样？答案只能是利令智昏。这几年出版界搞产业化，许多人只热衷于赚钱，甚至要求本本书都要盈利才出版。在这种压力下，有些人只要能赚钱，管它抄袭还是盗印！出版人一旦淡忘了自己的文化担当，既可叹，更难免沦丧。特别是正规社、大社、名社，不顾自己声誉和品牌，也搞起抄袭盗印，那读者今后还能相信谁？新国出版总署正在对出版社进行等级评定，我认为应把诚信列为头等考核指标之一，凡有抄袭盗印劣迹的，一经查实，就应降级。

    联想之二，对抄袭侵权处罚太轻，这已呼喊过好多年了，至今未见明显改变。据王干卿告诉我，他诉机工社抄袭，虽然胜诉，但只得到两万多元赔款，除去律师费、诉讼费等相关开支，最后没剩几个钱。上海译文社朋友也告诉我，他们社年年都有好多书被抄袭盗印，因为诉讼成本太高，有时又受地方保护主义阻挠，甚至暴力威胁，因此想维权也犯难，即使胜诉，赔的那一点钱，往往得不偿失， 这样必然压制了维权的积极性。我在想，抄袭盗印，就是盗窃知识，偷知识，应与偷实物一样，都按刑法处治。赔钱，要赔得他心疼，赔得他不敢下次再犯。

    联想之三，吁请尽快改进抄录定性的举证方法。日前见《中华读书报》很不起眼处，有一则简短声明。即“中译公司”，因“参考使用了其《爱的教育》的部分译文”，而向王干卿致歉。我就奇怪，什么叫“参考使用”？著作权法里只有“合理使用”，超过“合理”，就是抄袭剽窃。你承认“参考使用”，却又回避抄袭，那你干吗要公开致歉和赔钱？我问过王干卿何以出现这么可笑的结果¸他说，他所在单位与中译公司是老关系户，今后还要合作，所以不便追究太紧。另外，还难在对翻译抄袭的定性上。因为一句外文，可以有多种中文的表达，要定性译作是否抄袭，需要做大量对比、鉴别的工作。为了两场官司的译文鉴定，王干卿已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说，比翻译一本书还要累，若再发现被抄袭，自己恐怕没精力再去逐句逐字对比鉴定了。

    由此我想到翻译抄袭诉讼的举证问题。若全靠原告自己举证，一是太辛苦，二是对方往往不承认。这项工作最好能由有权威的第三方来做。去年傅惟慈与译林出版社，诉时代文艺出版社与“李斯”《诺贝尔文学奖文集》这套书中有对他们抄袭侵权行为时，原告先将侵权物请求江苏省版权局进行鉴定，并以该局的抄袭鉴定结论向法院举证，这样被告很快就认账了。上述两造表明，为遏制抄袭剽窃歪风，很有必要由版权管理机关授权翻译协会或翻译公司这类中介组织，设立有权威性的翻译抄袭鉴定机构，有偿受理翻译抄袭鉴定的诉求，就像已有的质量技术鉴定、医疗事故鉴定那样，来承担翻译抄袭的鉴定。这样做，还可以为社会增加一个新的服务行业，有利扩大吸收就业，无疑是件好事。

                                                        (载2009年7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