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一句成语译法的争论

翻译一向很少得到舆论的关注，可是最近的一些报纸，围绕文学翻译不同观点的交锋，却显得十分热闹。事情是从一句西班牙语的翻译引起的。在我国，杨绛女士是最早从西班牙文将《堂吉诃德》译在中文的，这个得过奖的译本累计已发行六十余万册，她为此曾荣获西班牙国王大十字勋章。不料2003年8月6日，林一安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莫把错译当经典》一文，批评杨绛在该书中把西班牙成语“de pelo en pecho”译为“胸上长毛”是“望文生义的败笔”；此前他对该译本还提过别的指责，显然并不认为这是个优秀的译本，而是需要“补苴罅漏”。随后，北京、上海接连发表三篇文章，对林文的观点进行反批评。经查词典，这句成语的原意本指“不畏危险和艰难的人”；书中这句话，是桑丘形容堂吉诃德的意中人时所讲的。在目前书店中销售的五种中译本中，张广森译为“有股子男子气概”，董燕生译为“有股丈夫气”，而杨绛、屠孟超、孙家孟三人都译为“胸上长毛”。对此，一种理解是，这个女人像男子一样勇敢；另一种认为，光说勇敢还概括不了，因为这个女人比男人还更有力，而且说这话时是带着某种挪揄的语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陈众议就认为，以“胸上长毛”在此处形容勇力过人的女人，这是杨绛先生“原汁原味地移植了桑丘对堂吉诃德意中人的不屑”，可谓一个妙笔。杨绛自己则这样解释：“‘胸上长毛’，是男子汉的具体形象，成语，指的是男子汉的气概，是男子汉的抽象概念，按字面直译不失原意，而在桑丘嘴里，会显得更现成，更自然，也更合适。我曾核对英法译文，确有译者译作‘胸上长毛’。”因为这场争论不仅涉及成语的翻译，而且还涉及如何批判文学翻译，以及怎样看待优秀译作中出现的不同诠释。目前，这场争论还在继续之中。
    一句成语翻译是败笔还是妙笔之争，也不禁触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首先，文学翻译，没有可以对号入座的绝对标准。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明确指出：“翻译中绝对的对等是永远不可能的。”林语堂先生更以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总结说：“凡文学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因此，百分之百忠实，只是一种梦想。”许多事实已经表明，文学翻译，单凭字典的义项进行文学的转换是绝对不够的，必须重视作品的文化解读。翻译中一定要联系作者的创作思想及故事的环境等等文化背景来理解。手边就有一例。《尤利西斯》中有一句“wonder is he pimping after me？”金隄译为：“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想拉我的皮条？”萧乾夫妇则译为：“不晓得他会不会在盯梢？”查字典，pimping的义项确为“拉皮条”，但这里是写布卢姆背着妻子，正从邮局取来一封情人寄来的信，突然遇见妻子的相好麦科伊走来，心虚的布卢姆于是在心里产生这句疑问。试想，大白天在邮局门口，竟想到妻子的相好要给他“拉皮条”？这于理于情都说不通。从“文化解读”来判断，此处译为“盯梢”倒更合情理；何况pimp一词在澳洲就有“密探”之意，爱作文字游戏的乔伊斯把它引申过来暗喻“盯梢”，是完全可能的。可见，对于文学翻译来讲，字典并非万能。
其次，翻译必须重视接受美学。译文不是用来孤芳自赏的，而是给别人看的，这就要力求语言通俗易懂，富于形象化。一句“胸上长毛”，使一个“比男人还男人”的壮妇形象跃然纸上，我认为，这无疑要比“男子气概”生动得多。越是贴切、形象的翻译，往往越能被人们所接受。只有被人们接受的译法，才最有生命力。生活中这类例子多得很。匈牙利裴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尽管对照原文译得并不对应，但这种精练、感人的译法，已经成为广泛传承的经典译句。又比如，幽默（humour）这个词，早年林语堂把它译作“笑骂”，还有人译作“幽骂”，据说鲁迅先生起初也不倾向译作“幽默”。也许“默”比“骂”更含蓄、更形象吧，结果人们还是接受了“幽默”。
    最后，经典译本并不意味没有任何瑕疵。既然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忠实，只要翻译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一本书里出现一些欠准确的表述甚至个别误译，都是难免和可以理解的；任凭哪位翻译大家，在其译作中都难免会找出某些不足。所以在我看来，翻译家这些不同的诠释，既体现了文学翻译的难点，也展现了文学翻译的多样性及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