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出版界的“唐吉珂德精神”

近读《文汇读书周报》6月9日刊载《出版界需要唐吉珂德精神》一文 ，文章主张要有超前的眼光，不畏风险，敢于出版“填充空档”的图书，对此十分赞同。但文章列举了一些作者自称的不合时宜的出版现象，认为这正是出版界需要的“唐吉珂德精神”。“唐吉珂德精神”的内涵究竟该如何界定？今天的出版界，真要照搬四百年前的“唐吉珂德精神”吗？对此，似值得商榷。

所谓堂吉诃德精神，自然包括堂吉诃德的思想和行为。堂吉诃德思想中确有不少可贵之处，如反抗贵族，信念坚定，执著战斗，失败不气馁等等；但他的行为，却常常是主观、盲目和冲动的。在塞万提斯笔下，他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把羊群当敌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味乱砍乱杀，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大败而归，成为笑料受到人们无奈的同情。面对当时西班牙强大的贵族统治势力，人们当然不能对堂吉诃德有所苛求，但在今天的出版界，恐怕就不宜再提倡这种盲目冲动的所谓“骑士精神”。这篇文章列举了九十年代几家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大批全集、套书为例，来证明今天“出版界需要唐吉珂德精神”，对此更不敢苟同。

首先，文章对某些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那批“大书”，自称是：“不大符合国情”，“无收无管地个性发挥”，“多么不合时宜”，“超越现实，不计成本地投资重点图书建设”。如果这些讲的都是真话，试问，今天的出版界，真需要这种不符国情、不合时宜、不计成本的什么精神吗？

其次，文章提到的那些出版“骑士”，当年对繁荣出版付出的努力也许值得称赞，但是也要看到另外一面。他们是依仗教材出版的垄断及专业分工的保护，获得了其他出版社无法获得的“级差地租”，并以这种资金优势，争出大部头系列书。其中有些书确实精美非凡，得了大奖，对文化积累有贡献，但是有不少选题，缺乏充分的读者调研和市场论证，有些恐怕还属于为扬名和得奖而“做”大书，结果是：一边得奖，一边大量压库；大投入不但没有带来大产出，还挤占了出版社的大量物力和人力。有人议论，如果赔的是社长自己的钱，那些“骑士”们会这么大手大脚吗？这种拿国家钱，用来“无收无管地个性发挥”，是否多少有点慷国家之慨的嫌疑？听说，文章中提到的一家出版社，就因为当年大量圈地拉稿，争出大书，终因缺乏销路，导致今日库存积压，资金告急，有些已组稿的大选题，市场前景暗淡，稿费久拖未付，出版赔大本，转让没人要，这批“烫手山芋”，给如今全社的经营造成极大压力。这就是市场对只热衷“个性发挥”而不考虑现实出版规律的一种惩罚。鼓励当今的出版人，不是面向市场，而是利用某些“政策间歇”，再去“个性发挥”做大书压库，这种割裂两个效益的“精神”，真值得提倡吗？

再说，文章把几家教育出版社做大书，视同早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实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商务这套书突出的特色是：丛书策划人都是各学科的行家，又有熟悉专业和外文的编辑；选题都是各学科受人们关注的内容，而且多是首次在国内出版，绝无重复拼凑的“炒冷饭”；选题对路，装帧简约，不见追求豪华气派；适销长销，重印率高，因此多数都实现双效益。所有这些，才是出版界需要坚持与发扬的。试问，教育出版社那些“骑士”的“唐吉珂德精神”，能与此相同吗？

一提到堂吉诃德，人们就会联想到他执矛不断刺向风车的景象。鲁迅就说过：“堂吉诃德糊涂的思想引出糊涂的打法，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当前我国出版界正面临改变体制、转换机制的转型期，我们应该提倡转变观念，面向市场，优化选题，节约成本，为读者的需要出书，实现两个效益的最佳结合，增强出版社的实力，保证出版业健康地、可持续地发展。倘若为怀念“个性发挥”而倡导“唐吉珂德精神”，让出版人还像堂吉诃德那样，“糊涂的思想引出糊涂的打法”，再出现不合时宜、不计成本地出大书，导致大压库、大亏损，这恐怕有背出版改革与时俱进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