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周刊　1-4-2007

獅城中國新移民三新兩異　．周兆呈

獅城的中國移民可以「三新兩異」來觀察。三新是新時代、新移民方式和教育程度，以及新的移民來源。兩異是擴大了輿論空間和政府更加了解新移民。

周兆呈﹕新加坡《聯合早報》助理編輯主任，南洋理工大學博士，時評專欄作家，著有《兩岸三地　點到為止》、《百年基　千秋業——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百年紀念特刊》等。

　　在新加坡提起「新移民」，往往等同於「中國新移民」，這顯然是一個美麗的誤解。新加坡的外國常住人口以及已經歸化入籍的「外來客」有百萬人之巨，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共同組成這座國際移民都會的圖景。但基於新加坡人口結構、地緣政治、現實國策的影響，來自中國的移民在新加坡佔據比較大的比例、出現比較多的身影，亦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移民在新加坡不同時期數量與規模的此消彼長，是時代的印痕，也是新加坡與中國關係演變的歷史之鏡。

　　歷史上，新加坡的華人人口就是由不同來源和背景的人群組成。一八一九年英國人萊佛士開埠不久，便有許多華人自馬來半島各地及印尼而來。十九世紀中期後，從中國華南沿海福建、廣東來的移民構成新加坡人口的主要部分。從二十世紀初到一九七零年，華人移民的內部結構更出現重大變化，即非新加坡出生的華人在總人口的比例急劇下降，從一九二一年的百分之七十六點四一直減少到一九七零年的百分之二十三點四。

　　這是因為新加坡逐漸走上自治和獨立建國道路，本土意識增強，在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後，東南亞冷戰、防止赤化的政治現實將新加坡與中國隔絕。彼此往來都困難重重，移民的流入更是從何談起？

　　隨著中國在一九八零年代出現新的移民潮，「新移民」這一新稱謂開始出現，特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移居國外的公民，主要流向美國和加拿大。但九零年新加坡與中國建交後，兩國政治經濟往來頻繁，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時對新加坡的盛讚、九四年中新蘇州工業園區的起動，使新加坡在中國聲譽鵲起，成為中國移民的目標之一，直接帶動了新加坡的「新移民」群體。近年更由於東南亞興起「中國熱」，令新加坡重新發現並大力推動華文華語的經濟功能，新加坡與中國在政治、經濟、交通、文化、教育、語言等諸多領域全面迎來新的發展契機。

　　在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與其他國家和地方的中國新移民相比，既有類似的「三新」時空背景，卻也有大不相同的「兩異」發展空間。

　　新加坡中國新移民的「三新」，相較於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中的華人移民，體現出世界性的中國新移民的特徵。一新是時代，新移民即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移民群體，新加坡則更多地集中在九十年代之後。第二新是移民方式和教育程度。新移民類型以留學生移民和技術移民為主，具有較高的教育水準。第三新則是移民來源的地域變化。早期以福建和廣東為主，新移民則打破地理和交通限制，來源廣泛，遠至東北、內蒙移居國外者都不在少數。

　　中國新移民群體在新加坡的迅速成長，已形成新的移民形態、新的認同觀念和方式、新的居住國與原住國的互動關係，構成新加坡華人社會重要的新興因素，並對當地的社會和文化發展產生直接的影響。與其他國家相比，在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具有「兩異」。

　　「一異」是具有相對擴大的輿論空間。得益於華人社會與華文華語媒體緊密依存關係的延續，新加坡是中國以外（包括港澳台）、唯一的國家的主流輿論使用華文。對於新移民來說，可以比較方便地獲得語言平台，參與社會公共事件的討論，提供新移民的視角，並為社會主體注意。新加坡《聯合早報》等媒體在中國大陸傳播的影響力，亦為新移民擴大輿論的空間。

　　另一方面，為幫助新移民融入社會，新加坡政府的民情聯繫組等相關機構時常組織對話會，新移民的聲音，官方和社會大都不難聽到。

　　「二異」就是在新中兩國密切而特別的雙邊政治經貿關係下，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與其他國家的中國新移民相比，可以發揮和貢獻的潛力與空間都更大。如今在新加坡，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已經遍布金融、商貿、教育、文化、演藝、建築、製造、傳媒等各個領域，一些新移民在新加坡取得巨大成功。目前在新加坡的中資企業已近兩千家，為海外中資企業最集中的地方。新移民一方面可以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另一方面，新移民在經貿領域取得的成就反過來又強化了新中經貿關係。

　　「兩異」是在新加坡中國新移民的特色，這些特色對新移民與新加坡社會之間的關係互動，乃至兩國民間和社會的關係，都將產生特殊的影響。

　　在新加坡的政治和社會生態中，新移民只能說是一大批人的背景符號，並非是一個完整的利益社群，不必也無法結合成爭取所謂權益或政治地位的特定群體，這在某種程度上反證了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會的有利環境。但另一方面，由於新移民所處的網路時代、交通工具的便利，移民與出生地的聯絡成本大大降低，聯絡機會和能力大大增強，造成出生地和移居地時空同步，在極為便利掌握中國動態的同時，對認同新加坡亦可能形成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