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昨天推文回忆了我的导师Bob Adamson是如何一步步带领我进入英语学科研究领域的。一年之后，由于Bob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任教，我面临换导师的调整，好在此时我已经从MPhil（哲学硕士）转为PhD(哲学博士)，这种变化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冲击和不利，反而使我获得了来自具有不同研究背景、研究领域、研究视角以及不同指导方式的导师的支持。经过港大研究生院的多方协商后决定Chris Davison教授担任我的第一指导，Bob转为第二指导。下面我就叙述有关Chris的一些故事。

   本文摘自《英语博士成长札记》（郑新民，201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版权所有，转载必须注明出处。）

Chris独特的指导模式

     Chris其人

Chris对我的指导也是可圈可点的。作为女性学者，Chris的学术思想十分前卫，在港大各种语言学会议场合总能见到她的身影，能听到她的犀利观点。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她为什么叫Chris Davison,而不随夫姓Cummins？我还问她为什么会如此有个性，为什么会如此维护女权？Chris听后爽然一笑地说这是她先生纵容的结果。刚结婚的时候，她父亲在送给她的礼物上总是特意写着，Mrs. Chris Cummins，意在提醒她是Cummins家的媳妇。当父亲知道她要学开车，就劝她别学了，说开车是男人的事，女生不要学开车。Chris接着说，她很幸运，有传统的父亲，还有开明的丈夫，她不但能听到告诫，同时又能享受任性。

Chris手把手教的模式

让我们把镜头推至2002年春的港大，回到Chris对我指导的具体画面中。应该说Chris的指导风格和Bob的指导风格截然不同。尽管在公开学术场合她评论言语犀利,但在私下Chris对学生是十分和蔼友善。Chris喜欢“手把手”地示范，像我这样的学生，模仿力稍强于创造力，所以比较喜欢老师的具体点拨，然后就能顺势而为。Chris是善于循循善诱学生的高手，她谙熟心理学，善于观颜察色，喜欢使用传统师徒引领的指导模式，譬如她跟学生见面之前，总是要把学生通过邮件交给她的作业或论文打印出来，用笔在上面直接修改。这种修改不只是一般的“打问号”、画画“下划线”，而是具体的修改（underlining vs. recasting），有时候把整版面修改成“大花脸”。由此可见Chris指导学生有多用心，多认真，多细致！这种指导模式对于我长期学习和短期研究的计划和思路都有好处。长期来看，我看到了自己相关研究领域中知识的短板，而短期来看，我要花时间把导师评点的道理搞清楚，琢磨透，把自己的进步落在实处。Chris跟Bob同样要求学生要按时汇报，而且要有实质性的汇报，（Chris用了substantial这个词），正是有了这种定期的、有实质性的汇报，我才有了踏实的进步。

Chris的“数据可视化”理念

Chris是个做事讲效率，有条理的导师。她的研究兴趣主要在测试（testing）方面。通常情况下她更倾向于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并且要涉及处理比较多的数字数据。源于她的研究经验，她经常鼓励我多使用图表（diagrams and tables）来进行归纳与总结，让数据可视化起来，而且叮嘱我要养成一种习惯。Chris认为，博士研究就是要让复杂问题简单化，要多多使用图表，当然也不是一味片面地追求复杂的图表，追求所谓的高大上，越简单的图表越容易让读者理解和接受，而快速易懂地理解数据正是“数据可视化”的最重要目的和最高境界。每周见面，Chris都要亲自给我讲授一到两种图形，如柱状图（bar chart）、折线图（line chart）、饼状图（pie chart）、散点图（scatter chart）、气泡图（bubble chart）、雷达图（radar chart）等不同的特点，以及这些图状在数据呈现时的具体用法。我记得她在连续几周辅导之后给我这样一张图表来总结这些图状特点的（见表1）。

表1： 不同图状表达的特殊含义

此外，Chris还教导我在开展文献综述搭建概念性框架时，凡涉及叙述一个理论或维度时都要养成及时使用图形对其中的因素或变量加以梳理和总结的习惯。等到整个综述完成时，再按照逻辑关联将这一张张图整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幅具有内外在有机关联的概念总图。这幅概念总图能够清清楚楚地让读者把握文献综述的来龙去脉，逻辑关系和研究重点等。同时，这幅概念总图还可以用来比对经过数据资料验证而生成的理论框架图，帮助形成博士论文的逻辑性和严谨性。Chris的这些理念对我博士论文的撰写以及后来的指导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Chris的国际视野

Chris不愧是个具有国际视野和学术眼光的导师，具体体现在她对我博士论文成果转化上的关注和建议上。当时我要求不高，只想在国内找一家出版社出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但Chris多次提醒我要胸怀大志，剑指国际高端出版社。说来也巧，2004年底，英国Continuum出版社 [1]总编Anthony Haynes正在筹划出版一部有关中国英语教育改革的专著。他的考察足迹遍布了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杭州和重庆等地，寻觅潜在合作者，能够建立在有理论的基础之上，客观、真实、详实地分析和叙述我国英语教学的现状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能够透析在教材教法和考试改革的背景下，英语教师是如何转变教学观念来开展课堂教学的，遗憾无果而归。

2016年春末，我在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偶然从华东师范大学邹为诚教授 [2] 那里获知原来当年 Anthony到上海找的就是他。邹教授建议他可以考虑从海外或境外博士论文中试一试。无巧不成书，北京师范大学王蔷教授 [3]此时正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我跟她保持着一定的学术联系。当我把出书想法告诉王教授，她立马就将Anthony推荐给我。

我给Anthony写了邮件，告诉他我的想法，并附上我的论文。不久他就回信了，说他先要把书稿外送审阅，视情况会再联系我。时间过得特别慢，我等了整整两个月，Anthony一种都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就在我感觉失望要另做处理的时候，Anthony终于来信了，而且是一封长长的信。我快速浏览，当读到“我十分高兴地通知你……”的字眼时，我高兴极了。接着我慢慢地往下读，Anthony援引了外审专家的话来肯定我的论文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逻辑清晰，方法严谨，资料详实，论证充分等，但他话锋一转说论文过于学术化，Continuum无法按照原样出这本书，他们需要市场，需要惠及更多的普通读者，若要出书就先要写一份5000字左右的出书计划，重点阐述专著的可读性和市场营销度。

Chris请“学术男神”David Nunan作序

我把情况告诉给Chris，她回了一封很短的信：太好了，新民，但你要妥善处置，千万别搞砸了！导师的话一字重千斤，我知道它的分量。一整周时间我都沉浸在撰写计划书之中，狂查资料，搜肠刮肚，苦思冥想，倾尽全力。计划书的第一个读者是Chris，计划书的第一个建议者也是Chris，导师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你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就在你身边。修改过的计划书凸显了此书的特色、亮点和市场预期。三个月过后，我终于收到了Continuum的出版合同，将书名定为Changing Pedagogy: Analyzing ELT Teachers in China 。接下来便是改写，事实上改写有时候要比撰写还要难，但Chris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鼓励我，帮助我。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当我把Continuum样稿发给Chris时，她居然让她92岁的老母亲当第一读者，老人家拿着放大镜，在悉尼住所洒满阳光的翠绿草坪上，端坐在手扶椅中，神态安详，逐字逐句校读的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镶嵌在我的心田中。

Chris对我的帮助和支持还具体体现在她与国际外语学术大咖学者之间的交往上。书稿样本出来后，需要请人作序。这时Chris联系到David Nunan，邀他为专著作序。Chris告诉我，当她读到David写的序时十分感动，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David用如此褒扬语句来行文作序。David在序中称这部专著是“根植于拥有全球最多英语学习者的国度，作者对英语课程面临挑战与改革，透过课程、课堂、教师所呈现出的真知灼见和深刻思考……，它拓展、延伸和更新了外语教学理论，对外语课程理论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而这个贡献已经超越了外语语言课程本身，值得凡对课程学感兴趣的人认真阅读。”我想我们今天提出“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人在外语教学改革的故事是特别有意义和有必要的。

Changing Pedagogy: Analyzing ELT Teachers in China出版之后，在海外引起了较大反响，海外学术刊物，如《现代语言杂志》（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亚太交流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Pacific Communication）等分别刊登书评，给予高度评价。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已被包括英国国家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等数千所海外科研机构或院校图书馆所收藏。 Chris还自掏腰包，购买了10本此书精装版送给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图书馆作为馆藏，她还特意把该书放在教育学院教职员工专著陈列橱窗里展览。

Chris的师生价值观

我这里想特别提一下，2004年我毕业离开港大时处理掉很多生活用品，而唯独舍不得弃掉Chris批改的所有文档。我把导师修改过的稿子装订成册，带回保存至今。这是一份珍贵的实物和记忆，睹物思人，从导师一笔一划之间，我仿佛见到了导师孜孜不倦，呕心沥血指导学生的情景，睹物励志，我常常告诫自己要善待学生，关心学生，支持学生。

我毕业离开港大之后，Chris也回到家乡悉尼任教。虽然地理空间相隔遥远，但师徒之间依然保持畅通的电子信件联系，每逢年节，我都会写信向导师问好。2013年岁末，我毕业离港已经8年之久，Chris和她的先生要去东北讲学，她来信告诉我她要在上海特意逗留一个晚上，想看看我。Chris年纪跟我相仿，当时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看到他们伉俪其乐融融，我说了一句，“少年夫妻，老来伴”。Chris一听这话，马上纠正我，话语还像当年她在港大学术会上提意见时那样的犀利，“我们还没有那么老！这次出来是度我们第30个蜜月的！”看到Chris夫妇激情依旧，浪漫犹在，我真心地祝福导师：青春永驻，教研顺利。 

请长按下面二维码，对“郑新民谈英语教学与研究”微信公众号进行关注。不要错过精彩的内容。

 http://s14/mw690/001m8U5Hzy7bJ7ACCF77d&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