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病倒了，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倒在了我心爱的电脑旁，撇下了和我自己一样志同道合、都在为了街道的荣誉、推进各族人民团结进步事业的征途上奔笔疾书的同志们。

    上周五下午，连续工作了七天后，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我莫明地发起了高烧。当周六的早上8：30，我无力地躺在自家的床上，在庆幸及时的高烧让我躲过了周末责无旁贷的全天加班时，为还不得不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而感到无奈，可谁想一个更大的病痛正在悄悄地向我袭来……

    周二下午5：00，好不容易忙完了手中的活，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再改一改市民委宣讲团的发言稿。电话铃响了，是区委组织部打来的，临时加一个急活儿，报2个先进个人名单，外加事迹，明早一上班就要。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加班。经过和领导认真的切磋，好不容易确定下来了名单，往先进个人家里打电话，补写事迹。忙活完，揉揉眼睛，抬眼看一下表，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穿大衣，回家！我打开了办公室更衣柜的大门，正对着小镜子系围巾，突然发现，自己的右眼出奇地红，眼角还伴随着一些深黄色的分泌物。“我说今天下午眼睛怎么样有点别扭呢，一定是看多了。”我边想着，边用纸在眼角擦了一下。

    点灯熬油写稿子，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单位“抢手”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来单位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这辈子得和写东西连在一起，而且是从小干到老。刚上班那会儿，一个部门也就一台电脑，好不容易分来一个大学生，脑子灵、手脚快，这些动手动脑、敲敲打打的活儿自然当仁不让、很荣兴地落在了我们这些资历浅、经验少的年轻人的脑袋上；如今，电脑普及了，一手一台了，但随着我们这一拨年轻人工作阅历和经验的积累，写作能力在被动条件上的提高，上级单位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了。讲话要有稿，连汇报都要现成的，最差也得八九不离十的。这可苦了我们的眼睛了，既要上网学新的，又要在会上记新的，更要往电脑里敲新的，一天下来，85%以上的工作时间都是在电脑旁度过的。特别是近期，听说上级的上级，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要树立我们单位这个典型，从会议座谈到外围宣传，一样也少不了定方案，商量事和写东西，同事们，上至一把下至小兵，都忙得不亦乐乎，累得够呛。一位初到单位的年轻大学生就这样说：“看着你们高强度的工作和无比敬业的精神，让我对公务员这个职业，有了颠覆性的认识！”

    周三一大早六点半，闹钟响了，我想像往常一样，第一个起床去卫生间洗漱。但我发觉，原本每天只需要三分之一秒就能完成的“睁眼”动作，今天怎么变得那么困难。在努力了近半分钟后，我的左眼才勉强射进一丝亮光。摸索着，我来到了卫生间，凭着五年的记忆打开了灯，天呀，左眼的眼睫毛上沾满了黄色的固体，随着眼睛的一眨一眨，拉出了浅黄色的黏儿；而右眼更可怕，整个都被糊死了，像巴黎圣母院里的敲钟人，夸张地都不用化妆。曾试图用手沾着清水，来拨开右眼的光亮，但没成功。我只好用棉签沾着水，小心地、一点一点地清理着眼睫毛和眼周围的分泌物。五钟后，终于重见光明了，真好。

    送走馨馨后，我草草地吃了早饭，顾不了太多，我坐到了家里的电脑旁，开始写东西----修改原本打算昨晚回家做的发言稿。完工了，我如释重负。还记得昨晚一同加班的同事的一句话好心提醒：“眼睛红了，小心该不是得了结膜炎吧！”因此，我决定在去单位的路上，到最不愿去的医院瞧一瞧。

    “我看是红眼病！”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医生，一只手用消毒棉签拨弄着我的右眼皮，通过专业仪器的检查，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红眼病！”可有传染性呀。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十年前，也就是90年代初，有一阵子北京红眼病流行，全家十几口子一夜之间都成了红眼狼，奶奶从商店买来十几条小手帕，一人发一条，我和堂哥被勒令留在家里，不许出门，无聊的我们在每天饭后，排着队一边从这屋到那屋地“走遛儿”，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地重复着我们自编的歌谣：“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点点利服平，不得兔眼病！”而对于这个病所带来的疼痛或是其他感觉，一点记忆也没有。

    医生给我开了三种药，嘱咐了一下注意事项，就放我回去了。当我一脸所谓地走回了单位，向同胞们公布我的病情时，没想到，却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躲！

    对面办公室的小J刚做完视力恢复手术不久，害怕还未复元的双眼再次受到伤害，我俩的交流只能依靠一根细细的电话线来维系；开完会的社区Z书记，推开门刚想问我点事，眼尖的他一眼就发现，卸下眼镜正在点眼药水我，眼睛泛红了，“红眼病”这三字刚出口，他就转身跑了，因为他的女生正在怀孕；对桌的D姐，开始用消毒纸巾不停地擦电脑键盘；我向隔壁办公室的领导请示工作，领导一边接着电话，一边用手挡在身前，示意让我站在原地。

    就这样，应同志们的一再要求，在工作还很忙，人手还很缺的情况下，领导同意给我放假，“好好休息，等好了，再上班！”在同志们送别的话语中，我独自骑车回家了，开始了新的编外休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