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假面》登陆美国时并不受欢迎，他们不能相信无法接受现实生活如此残酷的一面，无论《假面》或者伯格曼的其它影片，都毫无遮拦的直奔人性的丑陋、绝望、死亡，然而，像这样的主题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里很常见，在卡夫卡、昆德拉的文字里很寻常，在加缪、在许多欧洲人眼里都不足为奇。历史与真实的现实在欧洲人的面前从来不遮遮掩掩，欧洲人也从不避讳真相，所以，欧洲的片子总更容易取得公众的信任和好感，所以，基耶斯洛夫斯基或者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与美国的炒作大片、享受奥斯卡荣耀的影片相比，它们给现实给电影界带来的意义总是更深厚、更隽永，艺术的价值就在于诚意的写实，及丰厚的写实，既在于美与丑、生存与死亡的相对立，也在于彼此孤立于自我的世界里，即现实往往比我们的所想更深奥、复杂。
美国人之所以不能接受《假面》也许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太令人感到不愉快，而是因为美国人与欧洲人在人生观上的差异，或者说他们生存的基础的差异。《阿甘正传》是一部很适合诠释美国人特质的片子，阿甘并不因为生理上的缺陷而放弃生活，相反，他正视自己与旁人的不同，他坦诚、一丝不苟、坚持、不妄想，他并不贪图宏伟的结果，人生对于他而言就是永远的走下去，就是“在路上”，这就是实现他的人生价值。《阿甘正传》的故事很简单，阿甘的生活理想也很简单，执着于这种最朴素的理想正是观众被阿甘感动的地方。确实，当初我看完这个片子的时候也缄默了许久，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励着许多平凡自卑的人。
然而现在，我对阿甘的好感消磨了很多。前几天我看了一部电影，《楚门的世界》，实际上，阿甘的处境如同楚门一样，他们都生存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一个由他和生存在同一片土壤上的同类共同捏造的现实里。于是，我们看到阿甘的单纯、善良、诚实等等一切美的印记。在阿甘参加越战的一幕，我们看到了阿甘的不畏生死及纯真的友情，然而他仿佛被刻意阻挡在了越战丑陋的面目之外，在我们了解到更多的背景之后，譬如越战的史实、美国对外来种族的排斥、美国诡诈的欺辱伊拉克、伊朗、古巴等等有利可途的国家的行径，再反观阿甘究竟给现实带来了什么？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给陌生的无辜的人们带来的伤害，他盲目的服从社会派遣给他的意义不明确的任务，他只生活在他想象中的狭小的世界里，这就是美国人的生存状态，他们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承认彼此、只在自己的圈子里建立健康的竞争环境，但是他们总是克制不住的仇恨、孤立他国，以及其他的种族，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尊重自己的人权，他们只要求自己的权、自己的自由，而抗议、排斥他人的人权、自由，阿甘在自己的国土上可以有自己最佳的生存方式，然而，假若阿甘出生在中国，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我们移民到美国，执着同样的人生理想是不是会获得同样的结局呢？这是颇令人匪夷所思的。统观美国人的表现，我们发现他们在人格上的分裂，假如不细细侦察，我们简直发现不了阿甘的瑕疵，或者准备的讲，阿甘的内心世界其实是病态的，阿甘所生存的现实世界是病态的。现实无法简单化，历史无法简单化，人格也无法简单化，简单化的意义就是毫无意义。假如美国终于遇到了灭顶之灾，不要单纯的以为是经济衰退的结果，没有什么比精神的残缺、扭曲、空虚更具有破坏性。
最后，再来谈谈许三多，有一个譬喻说，许三多就是中国的阿甘，这个譬喻准确极了。他的单纯、善良、重感情与阿甘简直没有分别，“不抛弃，不放弃”是他最大的人生格言，但是仔细琢磨，他的成功是因为这一句经典名言吗？如果没有同样单纯、善良的史今、高诚、伍六一、袁朗等等一班人的呵护，他成功的机会有多大？许三多如同阿甘一样，他本身并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他依靠的正是中国人欣赏的兄弟情谊，所以，许三多的成功完全是一种偶然，就如同阿甘的成功带着鲜明的滑稽的色彩。我相信确实有许多人亲身经历过许三多的经历，然而，他们离开了那种环境之后绝大多数人仍旧选择了回到现实做一个复杂的人，或者一个沉默的、沮丧的人。我也相信，《士兵突击》虽然市面上反响异常强烈，然而，没有多少人有勇气、心甘情愿的做许三多，因为现实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的，许三多只是一个幻想中的人物，《士兵突击》里的故事只是一个理想，这就仿佛人们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认同，我们始终生活在现实里，我们逃脱不了现实，但我们依然渴望理想，哪怕这个理想完全与现实相背离，因为，人活着也常常需要有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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