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于武搏运动会，无暇写博，开始贴草稿箱存货。

讨论帖，思考备忘录。枯燥无聊，请慎重欣赏。

某日清晨赴机场接机，武搏运动会合气道项目形象大使。航班原定8点55分到T2。这几年到机场迎来送往有了经验，知道国际航班通常会提前。一想7点15以后家门口不好打车，所幸再早点，6点半就起床，7点多出了门。

刚出门，市委宣传部负责此事的金某和组委会联系人翟某就分别打来电话，通知到港时间提前至8点10分。暗自庆幸没有因突发情况抓瞎。先到T3吃早点，然后坐班车到T2，在国际出口处一待。等待间会合了法晚和北青的同行。还干了一件特别二逼的事：给北青同行打电话，打到了与他名字相同的自行车国家队领队手机上——最近脑子果然短路。上来就说话倍儿随便，真是窘到家了。赶忙道歉，好在人家不介意，说我在美国，还以为出什么重大新闻了呢。

等到9点，不见任何动静。我们4个（还有法晚摄影同志）有点毛了，怕是已经走了没看到。我打电话给金某，对方说我根本不去，你们自己采吧。我说没找到组织啊，他说找翟某。致电翟某，人家说不是告诉你们在贵宾厅么。找到贵宾厅，大使刚走3分钟。部分媒体已经在贵宾厅采完了。

自恋的说，我竟没有焦躁抓狂捶胸顿足，反而冷静的打电话给晨报姐们要了些素材，先帮法晚同行交差，因为他急着发稿，又和这姐们约定好晚上串稿。自己也很惊讶，居然能表现的如此从容、沉稳。看来某些关键时刻，还是能扛事儿的。

再次感谢这位姐们的帮助。黑猫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姑娘。

这就是传说中的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晚集也木有赶上。应该怪谁？

由于前日忙于采访写稿，没回报社，我并没有看到市委宣传部发的传真。是部门负责后勤的贾大姐在我采访时电话通知时间地点的，我并不记得说了“贵宾厅”三个字。也许是她没看见、忘了，也许是我没听见。

翟某和金某在多次沟通中也没提及“贵宾厅”，也许是觉得传真已写得很清楚。我在与金某的电话中还提到了“我们在国际出口等”，也许他没听清。

法晚的记者也没看见传真，是他们编辑短信通知他的。我看了短信，没写“贵宾厅”。

北青的记者身上带着传真，但他没看仔细。找贵宾厅的过程中他还带错了一小段路。

我们4位记者，缺乏接待贵宾的经验，也没有及时和联系人对接。毕竟有人采到了，没采到的人肯定过多过少出现了失误。

当然，还有我在与贾大姐的电话中可能出现的“没听见”。

我并非想追究这件具体的事谁对谁错，而是想探讨关于“责任”的问题。这件事很多人都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其中某个人的某个纠正，都可令结果不同。但从始至终没发生一句真诚的致歉和自责。当然更可能是我没听到。

当矛盾与冲突出现时，人们通常不会马上俯首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是条件反射般的强调客观理由，或指出、责备他人的错谬与失误。很久以前就在博客里写过，此乃人之常性。

无需具体举例，留意观察身边每时每事，便会发现，逃避责任是人的本能。

这让我想到审稿这件操蛋的事。审稿就是要将写好的稿子交给文中涉及机构或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过目，或者交给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审核，再根据其建议进行修改。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稿件见报出现问题，我、编辑和报社不用因此承担责任。

很多时候，我们精益求精的工作办事，不是为了将事情做得更好更圆满，而是为了不为将事情搞砸承担责任。这听来很荒唐，却已渐成一种社会风气。

比如采访刨根问底、追求真相，写稿时字斟句酌、细查错字，是对稿子和读者负责，还是怕出错失实招致责骂？摸着良心说，目前的我，两者都有，前者比重更大。

给部门领导和金某电话说明情况，自然受到了责备。BTV的小哥痛心疾首的说，他给金某打电话时还特意没说我没采到的事。他说你可真实在，不说又有谁知道？回头要来稿子一交，什么事也没有。也对，我这行为纯属找骂。

其实，之所以胆敢实话实说，除了本性诚实外，也是敢于承担责任的表现。我想这也是自己当时能如此淡定的原因。如此勇敢如此傻逼，是因为已自动认领了属于自己的责任。领导责备完我，又说要给贾大姐打电话，让她下次通知采访时逐字念。我说你别批评她，也许我真没听见。

这不是虚伪，而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我的敢于负责也许是出于自卑，总觉得自己有错。

不过我也有明确的原则：谁都难免有做错事的时候。是我的过失，必须毫无怨言一肩扛下。但非我的责任，也决不可含冤冒领。

说到底，我还是一认死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