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风格是文学发挥其影响的积极因素，它不仅对读者的意识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而且也是他们获得享受感的源泉。风格决定着作品对欣赏者的审美影响的性质，使作家面向一定的欣赏者类型，又使欣赏者面向一定的艺术价值类型。

     不同的文学风格有不同的审美价值。如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简约之美、繁缛之美、典雅之美、朴素之美、幽默之美、荒诞之美等等均是美。风格美不仅给人以形式上的满足，而且足以陶冶人心。雄浑刚劲的风格可以壮人胸怀，清新俏丽的风格可以舒人心脾，飘逸疏野的风格可以养人性情，沉著含蓄的风格可以启人思力……正如高山瀑布，长风出谷，大海怒涛，落日烟霞，平湖秋月，出水芙蓉，蓓蕾初绽，冬梅傲雪，或如独坐修篁，鸿雁不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凡此都各有风韵，给人以不同的审美享受。风格美之所以能陶冶人心，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在审美的形式中凝聚了生命的内质，体现了人的各种生命状态、丰富的个性和创造力量，表达了对于人生和艺术的价值取向，当读者在审美中与之相契合时，便会被它的艺术魅力和精神魅力所打动，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如雄浑的风格就体现了一种雄健的生命力量、恢弘的精神气概和浑然天成的风貌。如庄子的散文，正如明代方孝孺所说：“庄周为人，有壶视天地、囊括万物之态，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飘飘然若云游龙骞不可守。”（《张彦辉文集序》）“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豪放的风格与雄浑同具阳刚美，也即壮美，但它并非“具备万物”的包容，而是“天风浪浪，海山苍苍”，“濯足扶桑”式的豪迈超脱和“处得以狂”的狂放不羁。如苏东坡的词。苏词改变了晚唐五代词镂金错采和婉约缠绵的作风，成为豪放派词的开山祖。胡寅说：“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酒边词序》）冲淡与含蓄同属阴柔美，也即优美。但冲淡有隐逸之志，表现了“平易恬淡”（《庄子》）的人生态度，如“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老子》），追求自然质朴，无斧凿痕。如陶渊明的诗。含蓄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处世态度和士人风范，也是一种内向的性格倾向。表现在文学上要求委婉曲折、蕴藉隽永，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刘大魁说：“文贵远，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说出者少，不说出者多，乃可为远……昔人谓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尽者尤佳。意至处言不到，言尽出意不尽。”（《论文偶记》）含蓄的风格在中国古典作品中的涵盖面极大，这也说明它所具有的美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不同的风格美，如“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王充《论衡·自纪》），“皆足赏心，何必泥于一格也？”（沈善宝《名媛诗话》）

    但由于人们的审美有不同的心理结构为基础，也有特定的语境或心境，因此对风格美会有不同的爱好和选择，并往往从而导致对适合自己趣味的风格作家和作品的偏爱，这是不足为奇的。郎加纳斯推崇崇高的风格，狄德罗喜欢简朴的风格，歌德赞赏雄伟的风格，雨果爱好单纯的风格，叔本华欣赏质朴的风格。姚鼐主张“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也有人偏爱朦胧、新奇、怪诞，如此等等。而“李杜优劣论”，则成了延续至今的一个公案。有人曾问袁枚：“杜陵不喜陶诗，欧公不喜杜诗，何耶？”袁牧曰：“人各有性情。陶诗甘，杜诗苦，欧诗多因，杜诗多创，此其所以不合也。元微之云：‘鸟不走，马不飞，不相能，胡相讥？’” 风格欣赏中的偏好，归根结底是因为读者与作者通过风格的纽带达到了个性间的吸引，灵魂与灵魂的相通，否则就如电流发生了短路。这正如刘勰所说：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

话虽然如此说，但作为一个有修养的读者，尤其是作为一个鉴赏家和评论家，固然不必“圆该”，也即面面俱到，却也应广泛涉猎，这样才能遍知、遍识、遍

品各种风格美，这不仅是一种神农尝百草般的审美认知，更是最丰盛的审美享受。所以刘勰又指出“务先博观”，“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如秘鲁作家略萨对塞万提斯、雨果、海明威、卡夫卡、福克纳等古今作家的众多风格都很爱好，并有深刻的感悟。在西班牙语世界的当代作家中，他既欣赏阿根廷博尔赫斯的智化风格，也欣赏马尔克斯的感性特点，且作过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与博尔赫斯的风格不同，马尔克斯不讲朴实无华，而是追求丰富多彩，没有智化的特色，而是具有感官和快乐的特点；他因为语言地道和纯真而属于古典血统，但是并不僵化，也不好用古语，而是更善于吸收民间成语、谚语和使用新词和外来词；他注重丰富的音乐感和思想的明快，拒绝复杂化或者思想上的模棱两可。热情、有味道、充满音乐感、调动了全部感觉器官和身体的欲望，这一切都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风格中自然而然、毫不矫揉造作地表现出来；他自由地散发出想象的光辉，无拘无束地追求奇特的效果。当我们阅读《百年孤独》或《霍乱时期的爱情》时，一股强大的说服力压倒了我们：只有用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情绪和节奏讲述，里面的故事才能令人可信、才具有真实性、才有魅力、才能令人感动。所以在略萨看来，马尔克斯与博尔赫斯尽管风格不同，但都是西班牙语世界中最有独创性的大师，他对他们以及西方其他许多重要的作家一样地喜爱和尊重。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博采众长又独树一帜。卡尔维诺认为：“在广阔的文学天地之中，永远存在着有待探索的途径，无论是最近的还是古老的风格和形式都能够改变世界给予我们的形象”，因为每一位天才的作家都有自己对世界的观看方式和表达方式，而风格正是这种方式的美的结晶。千姿百态的文学风格，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审美享受，说到底也是为我们提供了种种特殊的价值观。卡尔维诺在他准备的每一讲中都为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要向未来一千年推荐他倍感亲切的一种特殊的价值观，例如他在第一讲中推荐了轻逸，在第二讲中推荐了迅速，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我对轻逸的赞许中蕴含着我对沉重的器重，同样，这篇对迅速的称颂也不想排除徐缓带来的种种愉快。”

     由此可见，风格批评不妨推崇某种风格，也可批评另一种风格，这本来无可厚非，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行。但如果全凭一己的好恶予以臧否，把个人欣赏的奉为唯一，把个人不欣赏的弃之如蔽屣，那就有失偏颇，也不符合风格多样化的规律。叶燮说得好：

　　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然衰飒之论，晚唐不辞，若以衰飒为贬，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时，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秋气肃杀。滋生则敷荣，肃杀则衰飒。气之候不同，非气有优劣也。使气有优劣，春与秋亦有优劣乎？故衰飒以为气；衰飒以为声，商声也。俱天地之出于自然者，不可以为贬也。又盛唐之诗，春花也：桃李之秾华，牡丹芍药之妍艳，其品华美贵重，略无寒瘦俭薄之态，固足美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

在本世纪30年代，我国有人将“静穆”推崇为风格的极致，甚至把不属静穆的作品也说成静穆，为此受到了鲁迅的批评。研究风格的审美价值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风格美是可以超越时代、民族、阶级的。过去时代形成的风格类型，其审美价值并不随时代的变化而消失。正如雨果所说：“未来仅仅属于拥有风格的人”，福楼拜也说：“一部写得很好的作品从来不会使人感到厌倦，风格就是生命。”古今中外凡是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作品，都以其不可重复的艺术独创性，不仅在文学史上取得应有的地位，而且在审美领域里得到流芳百世的回响。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未来都属于拥有独特风格的作家。第二，风格的审美价值虽然可以超越时代，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却往往又受到时代的价值取向的影响。它不取决于少数人的选择，而取决于时代、民族、阶级的集体选择。一个抗争的阶级、苦难的民族、悲剧的时代，可能更激赏慷慨悲凉的风格，而冷落闲适恬淡的风格，鄙视华艳绮丽的风格，尽管被冷落被鄙视的也自有其审美价值。而一个活跃、开放、发展的时代，往往乐于对各种风格兼容并包，各个社会群体可以作出自由的选择，这就促进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和繁荣。正如元好问说：“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沈从文小说中的原始纯朴，钱锺书小说中的机智冷峭，都有特殊的审美价值，至今仍有广大的读者群，可是在民族危亡的年代，其现实影响力远不如热烈悲壮、慷慨激烈的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剧作《屈原》。在提倡某种单一风格的年代，他们更是受到排斥，连在文学史上也榜上无名。

原载《文学概论书系》，王纪人著：第六编《文学风格论》，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