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病故前后的鲁迅

——家庭变故与鲁迅的心理创伤之二

李新宇

周福清的案子使周家一下子跌入困顿之中。

对长孙鲁迅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家庭变故既是一个影响生活状态的事件，又是一个影响心理状态的事件。客观地说，祖父的案子虽然使周家受到沉重打击，经济生活也大受影响，但并没有使周家沦落到社会底层，更没有到鲁迅所说的“什么也没有”的贫困地步。包括把鲁迅和周作人送到亲戚家里，也是保护孩子的措施，但在鲁迅的感觉中，自己却成了“乞食者”。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周家先前太“阔”，相比之下，后来就太不“阔”，落差太大了。

但是，这只是开始。作为周家兴房的长子，在家族遭遇不幸的岁月，鲁迅必然要经历更多的磨砺。

1、“乞食者”

    从鲁迅兄弟的回忆可见，对于他们家来说，祖父的案子的确是塌天的大事，虽然后来祖父的生命得以保全，但接下来却是真的家破人亡。

    在当时只有5岁的周建人的记忆中，官府差役“捉拿犯官周福清！”的呼喊声是那样惊心动魄，“好像是万里晴空，忽然听到一声霹雳”。差役们在祖母的招呼下在小堂前的太师椅上坐下抽烟，却仍然隔一会儿就要高喊一声：“捉拿犯官周福清！”周福清不在家，他们却在周家里呆了小半天。

    这时候，我们看到了鲁迅的继祖母蒋氏的风度。她让家人备轿，自己穿戴整齐，在仪门上轿，到县衙去了。

        时间过得很慢，我们小堂前有一口自鸣钟，我不时走到钟前去看看，只见它的指针移动得很慢很慢。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祖母坐着轿回来了。

        潘庶祖母、母亲、长妈妈、升叔和我都到了祖母的房里，只记得祖母说她见了俞知县了。

        “俞知县怎么说？”我母亲关切地问。

“我对他说，周介孚是读书人，是知书达礼的，他做的事，他一定自己会来了结的，决不会连累别人。现在家里只剩下女人和孩子，全不知情。请差役以后不要再来了。” []

    此后，差役果然没再来过。由此可见，官府还是很给周家面子。周福清虽然成为钦犯，注定没有再起之日，但官场并未落井下石，周家没受官府骚扰。

但是，鲁迅和周作人还是被送到了外婆家。外婆家本在安桥头村，但外公中举人后迁到皇甫庄去了，所以鲁迅和周作人就到了皇甫庄。鲁迅住大舅家，周作人住小舅家。在周氏兄弟的回忆中，这称为“避难”。

    周作人说过：“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 []

其实，亲戚的此类议论，本也算不得稀奇。据回忆材料，这话是舅母悄悄对外人说的。舅母与外甥，本来就缺少亲近的基础。姥姥疼外甥，舅舅疼外甥，说到底都是因为血缘亲情，是对女儿或姐妹爱的延伸。而舅母与外甥本无血缘，却要承担起伺候外甥的职责，有些不满和埋怨，背地里说几句不好听的话，也是常情，在生活中可谓常见。如果是一般孩子，即使听见，至多不过是影响自己与舅母的感情，一般不会有强烈反应。如果真是乞丐的儿子，被人称作“乞食者”、“讨饭的”，更不会有什么反应。

可是，这话让鲁迅听到，情况却大不相同。因为这位阔少爷从小长到十几岁，周围的人都是亲亲热热、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在家里是众星捧月，一群人伺候着；到外面是高接远送，谁也不曾怠慢。他十几年中过的是“王子”的生活，猛然被人称作“乞食者”，内心的感觉无疑像被一下子扔进了冰窟窿。那种屈辱感我们无从想象，但事实清清楚楚：这句话他一辈子没有忘掉。40多岁时写《〈呐喊〉自序》，笔下还是这样的调子：“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考察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世人的真面目的确很冷酷，但它历来如此，并非此时才变坏，更不是对鲁迅特别坏，只不过一般人对它司空见惯，感觉已经麻木，只有这位刚刚从温柔富贵乡里跌落下来的阔少爷，才有如此敏感的神经。

    在皇甫庄也不是没有美好的记忆。比如，鲁迅交了一群农村小朋友，可以一起捕鱼、钓虾、偷蚕豆。再比如，他读了舅父家里的不少小说，还影写了《荡寇志》的全部绣像。那是一百多页图，周作人说一天只能画一页。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冲淡家庭变故带来的感受。

    在舅舅家住了半年，第二年春天风波过去，鲁迅就回家了。

2、父亲的病

    然而，回家后的日子却更不好过：父亲病了。

这一次不只是心理感受，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现实。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却必须挑起家庭的重担。

父亲生病，自然要医治，请的都是绍兴城的名医，单是出诊费，一次便是一元四角，是绍兴城里最贵的。隔日看一次，加上医药费，几十亩田所收的租谷显然无力支撑，只有依靠典当旧物。好在富贵之家刚刚败落，毕竟有物可当。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过：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

    这段话并不十分准确，比如，周凤仪是1894年下半年生病的，到1896年9月去世，鲁迅跑药店的时间不到两年，这里说四年，或许是把父亲去世之后至他离家之前的那段时间也算了进去，因为后两年他虽然不必再跑药店，却仍然偶尔跑当铺。不过，正是笔下的这种差错，透露出一个信息：在鲁迅的心理感觉上，跑当铺和药店的那段日子实在太长。人的记忆，常常就是这样受心理和感情的支配。对于文学家而言，尤其如此。

    关于那段日子，周作人曾经忆说：“在伯宜公生病这个期间，鲁迅的生活是很忙的，一面要上书房，一面要帮家务，看病虽然用不着他，主要是跑街，随时要离开书房，走六七里路上大街去。” [] 面对鲁迅关于当铺的说法，周作人还作过说明：“它虽然也是一种行业，但店面便很特别，照例是一个坚固的墙门，再走过小门，一排高柜台，异乎寻常的高，大抵普通身体的大人站上去，他的眼睛才够得着看见柜台面吧，矮一点的便什么都看不见，只得仰着头把东西往上送去。”开当铺的人很傲慢，也很苛刻，因为他们都是富豪，而去当东西的却都穷困，至少得暂时陷入穷困。“鲁迅家中虽已破落，那时也还有水田二十多亩，不过租谷仅够一年吃食费用，于今加上医疗之费无法筹措，结果自然只好去请教当铺，而这差使恰是落在鲁迅的头上。” []

周凤仪的病时好时坏，几经波折，最后终于卧床不起，于1896年9月去世了。那一年，周建人不满8岁，周作人11岁，长子鲁迅15岁。

3、“家有长子”

生活对鲁迅很残酷，但这残酷主要并不在于穷，而在于他是长子。父亲去世之后，祖父尚在狱中，15岁的少年就要承担起一个家。

父亲活着，哪怕病得起不了床，但只要躺在那里，做儿子的跑当铺、跑药房只是忙碌和劳累，心中却有主心骨。父亲死后，儿子就失掉了依靠，小小年纪，就要顶门立户，把家庭挑在肩上。他成了事实上的一家之长，家里的事需要他做，外面的事需要他去交涉。他因此而经历了许多，学会了许多，不再有孩子的天真，不再有任性的权利。他开始像成年人那样面对世界，像成年人一样承担责任。这就是命运，命运逼着他过早地长大，长大的过程当然很残酷。15岁的鲁迅，学会了隐忍自己的情感，在母亲面前不让自己哭出来。他学会了挺起腰，咬紧牙，默默地承受种种风雨。

周建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了一节“家有长子”，开篇写的是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其中写道：

        我的大哥代替我的父亲成为一家之主了。他在火锅上来以后，就拿起香来点着，开始上香，我们就跟着他跪拜行礼了。 []

周建人还写道：“我以为我们的生活多少恢复了一些平静。然而我到后来才知道，对我的大哥来说，生活却是艰难的。他是我们兴房的长子，有什么事，族里总是找到他。有一次，本家长辈们要重新分配住房，集会商议，我大哥去参加了。他们借口我们房里人少，所以要压缩我们的住房。大家以为我大哥还小，一定会很快成功的。谁知我大哥说，祖父还在狱中，这样的事自己不能作主，要禀告祖父，不肯签字画押。平时似乎很和蔼可亲的玉田公公，也声色俱厉地斥责我大哥起来。我大哥也不发火，只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屈服，最后大家也没有办法，会议无结果而散。我大哥回到自己家里，好像没什么事一样，既没有向母亲诉苦……他就自己承担了一切。” []

祖父坐牢，父亲死去，对孩子们来说当然就是塌了天。而在此时，周家已经是一片败落相，正如在明道女校教书的一个族叔对周建人说的：“我们周家的气数尽了，你看，台门里出来的人，一个个像败篷时的钩头黄瓜！”而周建人也蓦然发现：“可不是吗？鸦片、疾病、贫困、饥饿，使这些自视不凡的‘台门货’一个个都不像人样了！” []

在鲁迅的感觉中，还有一点是难以忍受的：周围的人们似乎全都变了脸。过去周家少爷走到哪里都受欢迎，想要什么有什么，一些人想讨好还不一定有机会。眼下还是那位少爷，却不再有昔日的光彩，闲人们自然要议论，轻薄者还会说些风凉话。外人如此也倒罢了，新台门的本家长辈，竟然也会变了脸，似乎再也没有昔日的亲热。有的长辈看上去很亲热，于是常去坐坐，说几句心里话，想不到竟然也是陷阱，各种流言因此而传扬开来。

父亲去世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有两件事使鲁迅感受至深：一是前面所引周建人回忆中提到的长辈们的欺压。新台门本是智仁两房合住，智房下面又分兴立诚三房，仁房又分为礼义信三房，所以这时是六房合住。鲁迅家的房屋比较宽裕，除了16间楼房之外，还有兰花房，还有大厅西南的7间厅房。这时候周福清入狱，周凤仪去世，家中只剩了女人和孩子，长辈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重新分配房屋。此时的兴房，当家人就是鲁迅，他没有接受长辈们拟好的方案，因此而受到训斥。而训斥他的恰恰是他的开蒙先生，那位和气的“蓝爷爷”。他曾是多么和蔼可亲的老人呵！鲁迅对《山海经》的兴趣，对花木图谱的兴趣，多半是由他培养起来的。

另一件事是本家的叔祖母，一面教唆他窃取母亲的钱物，一面又造谣言说他的坏话。有一天鲁迅说到没钱，她说：“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鲁迅说母亲没有钱，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并且教导鲁迅：“到大厨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之类东西……”鲁迅没有听从她的教导，但“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这是1897年，鲁迅16岁。

1927年，鲁迅在广州，有学生问鲁迅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回答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 []

    这就是家庭变故对鲁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