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张文娟《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

李新宇

    人类群体中有许多自然或人为的沟豁，形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种种差别。其中最普遍也最难解决的，大概要数性别、种族、阶级之间的差别。有差别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所以，这些差别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麻烦，有时甚至会使世界面临严重的危机。在这三大差别中，有的差别可能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而缩小，因而斗争也许会消失，比如阶级差别，就可能随着社会的普遍富裕而缩小，斗争不再激烈。制度现代化比较充分的国家很少爆发某个阶级的革命，究其原因，就在于已经找到了缩小阶级差别和化解阶级矛盾的途径。当下世界上的一些惨剧似乎发生在不同的民族与文化之间，但透过表象看实质，民族之间的冲突并不那么严重，凡问题严重的地方，大都另有原因在。而且，只要有了良好的制度，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冲突也不难化解。相比之下，倒是性别矛盾可能更普遍、更复杂、也更持久。所谓女子问题，就像阶级视野里的底层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和民族视野中的少数民族、被压迫族群一样，且不说在五四时期，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值得关注的真问题。

    文学研究的范围无限广阔，视角和方法自可千姿百态，因为文学的世界本来就是以人为中心而包罗万象的世界，政治，哲学，社会，人生，历史，现实……无不囊括其中。所以，研究文学，固然可以只去盯着造句技巧和结构方式，甚至只去研究某个词的不同用法带来的特别意味，但关注文学文本所呈现的世界中的各种问题，却也是题中之义。一部《红楼梦》，有人从中发现了排满，有人却认定是作者的忏悔，又有人偏要从中寻找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无论什么角度和方法，都有其成立的理由。所谓社会学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文化历史学的研究等等，其实不过如此。如果扩大之，还可以有更多的研究维度，比如，如果有人对医学感兴趣，并有足够的医学知识，去研究《红楼梦》中的疾病或卫生问题，那结果定能给我们许多启示：林黛玉到底生的是什么病？病因从何而起？与心情是否有关？于是，我们就能更进一步了解这位娇小姐寄身贾府的各种实际感受；也可能明白大观园里的女孩子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利于她们的健康。相较于那样的研究，关注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应该是正路上的大题目。

    这个世纪之交以来，五四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光彩，但无论人们出于怎样的目的进行曲解和抹黑，都无法掩盖它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闪光点而存在。在辛亥革命这场伟大的政治革命成功之后，鉴于历史脚步的艰难，一些人谋求以伦理为中心的思想文化变革，其目的是为已经完成的政治革命进行思想文化补课。《新青年》选择年轻人作为预期读者，试图让他们明白作为共和国公民的一些常识，比如：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宪政的国家？共和国公民应该怎么做？个人和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鉴于中国人刚刚告别帝制之际个人权利意识的欠缺，他们拿来现代国家法理，宣讲个人先于国家的道理，启发人们去争取和维护个人那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全部目的，不过是想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像人而不是像奴隶一样活着。所以，所谓五四时代，是一个公民真诚爱国的时代，又是一个全面强调个人权利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大繁荣的时代，又是一个告别“非人的文学”、“吃人的道德”、“吃人的文化”的时代。在一切都要从“非人”走向“人”的时代大潮中，女性解放必然要进入议事日程。因为要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没有理由剔除女性这一半；因为中国女性的权利被剥夺和践踏已经太久。所以，男女平权、家庭平等、社交自由、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贞操问题等与女子相关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被广泛讨论。历史行进的这种姿态，在当时的文学中下了它鲜活的身影。这就是张文娟所要研究的。

    就研究对象而言，这个选题并不算新，因为相近的选题已有多人做过，专著已经出版多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面对文学文本，或者面对作家，还有多少可供开拓的空间呢？未开垦的处女地几乎没有；细读文本深挖掘，可预期的也只能是细微的发现。做博士论文，面对别人反复收获过的园地，如果早已断定那里有钻石，而只是去寻找别人刨剩的萝卜，那就真的不值。张文娟的优势在于她视野比较开阔，没有把眼睛只盯着文学。从选题开始，她就没准备只在那片文学园地里挖掘，而是关心着女性解放的思潮和运动本身。而且，让我非常欣赏的是，在开题报告中，她就写下了这样的话：“现代文学研究应该回应当代精神建构的需要，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该从当代文化建设中产生。”她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目，原因并不在于她对五四时期那些文学文本的兴趣，而是在于她认为“当代中国女性的境遇依然处于一种不容乐观的状态”，而五四时期正是中国女性解放的正式起点。那么，进一步清理五四留下的正面或负面的遗产，就与当下的问题有了关联。

    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路，张文娟不满足于阐释或评判五四时期的文学文本，也不满足于清查那个年代作家们的观念形态，而是把论域拓展开来，以同时期的社会思潮和女子运动为参照。因为她知道，作家们的书写未必囊括当时女子问题的全部，作家的思考也未必能与时代的思考同步，而且，作家常常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想象和虚构，文学中写的，未必是生活的实有，而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也未必能在作家笔下呈现。考察这个结合部的距离所形成的空间，肯定会发现一些问题，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

    应该说，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一条可靠途径，因为无论研究文学的文本世界还是研究作家的主观世界，都必需对相关的时代生活有深入了解，否则就无法对作家和作品做出准确的理解和判断。研究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如果对当时实际的女子问题和它所处的环境有深入了解，就只能是盲人摸象或隔靴搔痒。张文娟把作家笔下的文本世界和历史展示的生活世界这两张皮缝合在一起，化用陈寅恪先生的做法，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增加了文章的厚度和分量，也为新的发现创造了条件。它研究的是文学，却时时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参照，这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差距，文学家们放大了什么？虚构了什么？忽略了什么？掩盖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作为文学研究，真有价值的文章，大多来自这样的裂隙之中。

    本书有许多优长之处。比如，一些研究者带着同样的问题进行研究，却往往只关心女性文学，或者目光滞留于女性，可是，一旦把男作家排除在外，问题就得不到完整地呈现。张文娟意识到，那种不理睬男性作家而只研究女性创作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要认识女子问题，还必需去研究男人。同时她又意识到，既然目的是弄清一些问题，那么，研究对象就不能限定在某类文本，而是最好对所有的文本进行考察。她还意识到要祛除双重遮蔽：既警惕宏大叙事的遮蔽，也警惕极端化女性主义视角的遮蔽。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经过对五四文学中女子问题书写的全面考察，她选取了女子教育、性爱、婚恋、家庭四个问题作为主要论述对象。事实上，这也正是当时女子问题最重要话题。在这几个方面，本书有不少精彩论述。

    因为以同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女性运动作为参照，对文学的解读必然会有新的发现，也必然要形成一些新的见解。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她在思想观点上的开拓和创新，而是她对文本的细读，对文学之外的相关历史资料的寻找和使用。对于学者而言，这应该是最最基本的功夫，也是最可珍贵的积累，事实上，它也是一篇论文或一本书是否真有价值的决定性条件。所谓新理论，可能很快被淘汰；所谓新见解，也许会不断变化；但材料却不会随着时间或话语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就像考古发掘一样，一个墓葬的发现固然可以被用来证明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但那结论未必靠得住；而发掘出的尸骨和青铜器本身，却有更多的密码等待破译。在这一方面，文娟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一些材料的发现显示了她的勤奋，也显示了她的眼光，而且使用也恰到好处。比如，她对“赵五贞自杀”事件的叙述和使用，对东南大学郑振埙教授以“旷夫”笔名所写的《我自己的婚姻史》的使用，以及对当时社会仍用“沉塘”之类残酷手段惩罚“淫妇”的野蛮旧俗的展示，都为她的论述增加了光彩，而且给文章带来了很强的可读性。比如，她告诉我们：“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了一桩赵姓女士自刎于迎亲花轿之中的血案，一时街谈巷议轰动全城。赵女士，名五贞，长沙人，时年二十三岁，曾在某学校毕业，性情温和，知书识字，烹调刺绣都擅长，平时常得亲戚邻居夸奖，其父开有一家眼镜作坊，经人介绍，被许配一开古玩店的吴五。吴五年逾三旬，又为再娶，而且其母平日声名狼藉，且以悍恶著称，这桩婚事实在不般配。无奈媒人在赵家百端怂恿，而赵五贞的父母也贪图吴五的家财，最终还是确定下来，并定于11月14日举行婚礼。赵五贞对此不满，暗暗抱定了赴死的决心。婚礼当天，花轿快到吴家时，惨剧终于发生：‘轿夫忽见轿内鲜血淋漓，牵丝不断，知必有异，群相惊骇，……但见女士仰面而卧，喉管割痕寸余，血如泉涌。复由轿内发现剃刀一柄，左腿绑腿已经解散，鞋子脱掉。女士奄奄一息，不复能言。’终不治身亡，事后由吴赵两家报官，由长沙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勘视认定为自杀，并硬于棺木上贴上‘吴赵氏’的封条……”当时中国女性的命运，以及女性觉醒和反抗的情形，已经无须多说。

    再比如，在讨论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和男女同校这一伟大进步时，她从故纸堆中找出一段话，发现《新潮》干将徐彦之这位最早呼吁男女同校的功臣对男女同校的倡导，竟然是因为聊天时缺少女性陪伴而感到无聊。这让张文娟想起了不知从哪儿看来的一句话：“妇女常常因为一些荒谬的理由获得解放。”这也许真的让人觉得荒谬，但无论多么辉煌的历史，往往就是这么创造的。研究者揭示出这样的细节，有助于帮助读者理解历史。

    最后我想说的是，眼下的学界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年轻学者写文章，尤其是写博士论文，常常似乎是无话找话，为说而说，无论自己要说什么，都要西马新马、新学后学，东抄西引一大堆，似乎不这样就显得自己不够时髦，结果却往往是邯郸学步，连最简单的话也说不清楚。文娟与他们不同，有自己的材料，有自己的阅读感受，展示出来，论文就很有光彩。但时风难逃，流感易得，受其影响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时间长了就会知道，那些貌似新鲜的理论，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风行一时的话语，其实往往是靠不住的。所以，把自己阅读中的发现和感受诚实地写出来，就是最好的文章，而不必装入从别人那里借来的理论和概念之筐。有一个与我相熟的女孩子，天生丽质，有一天却突然去美容院把自己弄成某位影星的模样。问我效果如何，我的回答是：她不如你漂亮，你应该自信。现在，我把这话也送给文娟。

    (张文娟《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