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急关头的小人物

李新宇

    辛亥革命那天早晨，熊秉坤像往常一样起床，但他几乎一夜未睡。

    因为他在昨天接到了起义的通知。那是下午5时，邓玉麟与杨洪胜赶到工程营传达了军事指挥部指示：“决定今日起事，炮队先行发动。军械所系汝营驻守，今夜无论如何困难，一听炮声，必须即行占领。”[①]

    小小的棚目（班长）面对许多困难。因为上面已有足够的戒备，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工程营督队官阮荣发向各队官长下达了如下命令：一、各队官挑选亲信目兵20名，发给实弹，守卫兵棚入口。二、各目兵在各自兵棚睡觉，不得出入。三、各目兵有要大小便者，预先报告排长，照准后可以徒手出入。四、各目兵不能擅动武器。五、各目兵不能高声说话。六、遇有要事紧急集合，须遵从官长命令。[②]

    在这种情况下，熊秉坤还是设法通知了同志，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南湖一声炮响，马上行动。

    可是，深夜12点过去了，1点过去了，2点过去了，最终也没有听到南湖的炮声。后来熊秉坤回忆说：“是日晚九时半熄灯就寝，竟夕以待，不闻炮声，实深诧异。”[③]

    10月10日起床之际，他仍然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熊秉坤更没有想到，在这一天，他将扮演一个改变历史的重要角色，做出一番惊天动地、永载史册的大事业。

    吃早饭时，他听说督府刚杀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昨天来送子弹和炸药的杨洪胜。血淋淋的人头放在两块砖上，被拍成照片，已经贴在武昌各处的墙上示众。

    得此噩耗，熊秉坤心痛难忍，因为杨洪胜、刘复基、彭楚藩，都是他的好友。但是，他知道这不是流泪的时候。他需要做的，是立刻召集营中同志商讨对策。

    越来越多的消息表明，一夜之间，已有许多同志被捕。清吏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无一不危在旦夕。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其引颈受戮，不如拼个鱼死网破。何况，立即动手，未必就必然失败。这是当时熊秉坤的想法。面对即将到来的抓捕和杀戮，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而且，这是明白人很容易算清的一笔账：与其被缚死去，当然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大丈夫死个惊天动地，也算没有枉活一世。绝境之所以造就英雄，原因正在这里。

    说真的，读史至此，我真为当年大清帝国的官吏着急。瑞澂等人如果聪明，在获取党人名册之后，要么迅速行动，按图索骥一网打尽，斩尽杀绝不留后患；要么像后来朝廷主张的那样，公开销毁名册，宣布既往不咎，让革命者无须惊恐，而且感恩戴德。这两种做法，在中国历史上都不少见。革命烈火烧起之际，未尝不可以强行扑灭，也未尝不能釜底抽薪。然而，武昌的清吏却没有这样做，他们选择了折中：既不统统杀戮，也不宣布赦免，而是让每个人都处于恐惧中，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使人恐惧，常常是维持稳定的利器，有时却也会自掘坟墓。大清帝国的末日，各种工具都不能得心应手，但自掘坟墓却似乎无师自通，轻车熟路。

    熊秉坤与同营战友简单商议之后，就来到二十九标。他要找蔡济民商量一下。这时的蔡济民正在床上，蒙被饮泣，扯被起来，仍然满脸是泪。听熊秉坤说要当晚行动，他立即找来了附近三十标的人。大家约定：下午三点，晚操号一响，各标同时起义。

    可是，午后长官宣布：今日晚操取消。

    只好再次改变计划，“另约晚间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即七点钟时发难，其余仍如旧约。”[④]

    营中不缺枪，却没有子弹。虚弱的统治者对手中的军队是从来不放心的，士兵手里有枪，却不给子弹。平时训练有子弹，但只要情况紧急，子弹就必需上交。熊秉坤手上有些子弹：昨天杨洪胜送来50发，一个士兵又从长官那里偷来100发。晚上的行动，就依靠这150发子弹。

    联络，通知，改时间，再通知，一切都无法绝对保密。下午的军营已充满别样的气氛，似乎大家都知道：要出大事了。

    卫兵长方定国、队官罗子清，都来见熊秉坤。一个开门见山：知道你们要干大事，本人决不阻拦，也不上告。从前兄弟有对不住的地方，多多包涵。一个询问：今晚起事，是否排满杀官？熊秉坤说：“排满为其宗旨，杀官为其用神。不杀官不能夺权，更无以据作革命之气。恐管带以上难免。”罗子清沉默半晌：“今晚我外出，多担待。”[⑤]

    熊秉坤只是三棚“正目”，方定国、罗子清都是他的上司，这时却完全没有了上司的架子。由此可见，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大清国并没多少忠臣愿意与它共存亡，一般的军官都很明智，善于审时度势。在新军中，这样的人是多数。他们没有追随革命，但也没有抵抗革命，在事起之后，他们大多走散了。当时的武汉有新军7千多人，参加革命者不足3千，少数人跟随张彪抵抗，多数人后来就不见了。

    晚7点左右，点过头道名，革命士兵一个个开始拿起枪，擦一擦，校一校，推弹上膛。排长陶启胜查营，发现金兆龙荷枪实弹，而且臂缠白巾，吃惊问道：“想造反吗？”金兆龙回答：“老子就造反，你将怎样！”陶启胜命令护兵缴他的枪，护兵没敢动手。陶启胜恼羞成怒，自己上去夺枪。金兆龙大喊：“众同志不动手，更待何时？”

    士兵程定国举起枪托朝陶启胜的头狠狠砸去，陶见士兵真敢动手，马上害怕了，转身而逃。程定国抬手就是一枪。

    这就是武昌首义的第一枪，扭转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第一枪。

    枪声一响，人声鼎沸，几排士兵蜂拥下楼。代理管带阮荣发带人前来弹压，“程定国一枪击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见枪毙两人，正跑走时，忽又一枪毙之。于是全营震动。”[⑥]熊秉坤下楼鸣笛集合队伍。金兆龙、郑汉章、蒋楚杰等分头召集，四五十人由熊秉坤率领跑出营门。此时，熊秉坤朝天放了三枪，因为他与二十九标、三十标有约，以工程营的三声枪响为号，大家同时行动。

    信号发出，熊秉坤率众扑向楚望台。那里是军械库。

    楚望台监守官李克果闻知起义，马上分发子弹组织抵抗，但他没想到的是，士兵们得到子弹，立即掉转了枪口，宣布响应起义。李克果只有仓皇逃走。

    起义部队得到军火，士气大振。

    熊秉坤以本营革命党人代表的身份集合队伍,下达了如下命令：

一、本军应冠以“革命军”三字，称“湖北革命军”，其兵种队号，暂袭用旧制。

二、本军今夜作战，应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

三、本军作战以清都督为最大目标。敌方张彪、铁忠、李襄麟等，在大小都司巷、恤孤巷、吴家巷、望山门正街、水陆街、豹头堤等处布防。

四、敌人兵力为教练队二营、辎重第八营、机关枪一连、水机关枪四挺、长八镇警卫一连、宪兵一连、消防救火队一百名，约共一千五百名左右。

五、本军以楚望台、蛇山为炮兵阵地，自阅马场、大朝街向南至保安门正街，为步兵防守线。暂以楚望台为本军大本营驻地。

六、金兆龙带后队第二排及右队第一、二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往南湖威胁炮队第八标响应，并掩护进城。

七、林振邦左队第三排占领千家街，向第十五协铁佛寺、伏龙寺方面警戒。

八、徐少斌带领前队第三排占领楚望台、中和门高地，向津水闸方面布防。

九、其余部队均作总预备队，在本军械所待命。

十、今夜口号为：“同心协力”。[⑦]

    从这个命令的内容看，熊秉坤有一定的指挥能力，完全可以充当革命军的首领。但是，在他发布这个命令时，在场的士兵却处于无秩序状态，有的在说话，有的心不在焉。革命党人知道熊秉坤是工程八营的代表，但参加发难的大多数却并非革命党人。他们习惯于服从官长，见讲话者只是一个棚目，就有点不放在眼里。熊秉坤后来回忆说：“军中生活，士兵以官长为依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之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盖士兵临时加入者居大多数也。士兵在防地上条陈大发议论。如清方窥破此中消息，派兵袭击，其危殆可胜言哉！”[⑧]熊秉坤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中国之处专制压迫之下，社会封建思想固甚深厚，军队尤为典型。熊秉坤虽为一营总代表，而其地位与众无殊，其势指挥不能如意。”[⑨]

    革命军需要更有号召力的首领。可是，孙武负伤住院，刘公不见了，蒋翊武也在军警搜捕时逃出城外，其他领导人或殉难，或被捕，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实际领导了起义的是熊秉坤，但他此时对自己的领导能力没有信心。

    有士兵建议，把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找来。熊秉坤欣然同意，找来了吴兆麟。

    吴兆麟（1882-1942），湖北参谋学校毕业生，其军事学识为本营士兵所佩服；曾是日知会成员，有较深的革命资历。工程八营起事时，他正在楚望台值勤，见熊秉坤率队前来，守军倒戈，长官逃走，他不知底细，躲进了附近库房中。汪长林巡哨发现，把他带了来。熊秉坤提议推吴光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接受了，上任后马上对士兵讲话，强调了服从命令的重要性。连长和班长，制服不同，讲话效果就大不相同。吴兆麟下达了战斗命令。

    据熊秉坤回忆，这时是10月10日晚上10点半。也就是说，10点半之前，革命的领导者是熊秉坤，10点半之后，革命的领导者就是临时总指挥吴兆麟。

    经过一夜血战，革命军于黎明时占领了都督衙门，武昌光复。这一切，都是在吴兆麟的指挥下完成的。

    天亮之后，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升了起来。疲惫的革命士兵一堆一堆倒在地上，有人抱在一起流泪。那是战士的泪水，到底意味着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熊秉坤和吴兆麟，却连流泪也顾不上。他们正在为革命寻找更有号召力的领袖。以后的事众所周知，他们请出了黎元洪。

    中国的历史，往往只写下大人物的名字，但那些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小人物，是不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