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给出的人类麻烦解决之道

刘梦溪

中国古老的《易经》有一句话：“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意思是说，尽管方法途径不同，人们最后总是要走到一起。

宋代的思想家程颢和程颐，即二程子，他们把为人处世致力于“求同”还是“求异”，看做是一个人秉持“公心”，还是守持“私心”的分水岭。他们说：“公则同，私则异，” （《二程集》下册，页1256）并说“同者”是“天心”，即上天的旨意。在另一处他们还说：“圣贤之处世，莫不于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乱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随俗习污而已。（同上，页1264）不承认人和事的不同，二程子认为是没有修养的人的胡言乱语；但如果否认“大同”，就是“乱常拂理”。就其错误程度而言，显然二程子认为不能求大同的性质更为严重。

    宋代另一位思想家陆九渊也说：“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陆九渊还说：“人虽生异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这也就是孟子说的：“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揆”kui，是规矩、轨则、法度的意思，引申可以解释为原理、原则。亦即古代的大师巨子和后世的大师巨

子，他们提出和遵循的思想义理、道德理念的规则，在本质上有相似或相同之处。

孟子还提出：“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声也，有同听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说到这里，孟子反问了一句：“至於心，独无所同然乎？”难道人的心，就没有相同之处吗？孟子的结论是：“心之所同然者”，是“理也，义也”（《告子上》），也就是认为人的理性良知必有所同然者。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为此义。人类原初的情感和理想期待，本来都是这个样子。只不过由于意向与行为的交错，造成了诸般的矛盾。古今贤哲启示我们，应该透过人类生活的矛盾交错的困扰，看到心理期许的一致性原理，看到不同背后的相同。

我国已故大学问家钱锺书先生，早年写《谈艺录》，1948年该书在上海出版的时候，他在序言中写下两句点题的话：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在钱锺书先生看来，东西方文化虽有不同，但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其心理的反应特征和指向常常是相同的。

    而所以如此，是缘于反应作用于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的事物，普遍存在着物之理相同的现象。所以钱锺书先生得出结论：“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钱著《管锥编》第一册，三联书店版，页85）他还征引西典作为参证，写道：“思辩之当然（Laws of thought），出于事物之必然（Laws of things）。”（同前 ）钱先生对《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诠解，可谓恰切到无须增减。我牵引这些古圣前贤的例证和理证，是想说明，无视人类的“同”，夸大人类的“不同”，是学术的误区，更是思想的陷阱。

不同的文化可以沟通，不一定那样对立，这是中国文化一向的主张。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一言九鼎，可以完好地概括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所依据的规则法理的全部真谛。

     关键词是两个：一个是“和”，人人都乐于接受而向往的境界；另一个是“不同”。“不同”是“和”的条件。承认不同，容许不同，欣赏不同，才能走向和谐。如果一切都相同，穿衣相同，走路相同，思维相同，说话相同，这个世界就令人窒息了。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试想，能够使之充实起来的东西，能够都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吗？不同物的组合，才能称之为“充实”。不同的合乎审美规则的组合，才能创造美。

    所以“《易经》的系辞说：“物相杂，故曰文。”《国语》里面也说：“物一无文。”朱熹用哲学的语言表述的更清晰，他说：“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不同的物，不同的思想，总之相互对待的东西，并不因不同而彼此分离，如此这般才能“成文”，成其为世界，否则“便不成文”，也不成其为世界。《易经》、《国语》和朱子所讲的“文”，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同义互转。所以，“和而不同”其实是文化的本质规定，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人类的充实而有光辉的起点。

    那么，人类如何走向和解，达致和谐？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给出了另一条思想定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被联合国文化宣言称为道德金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代表的是儒家的“恕”道精神，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异量之美。此一定律，给出了人类的理性相处之道，提倡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的绝不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类的不同的最合乎人类本性的理性方式，实际上是追寻不同之中的大同。

一个是“和而不同”，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句话都是孔子在世时讲的，时间在公元前5世纪，当时正是世界文化历史的轴心时代。我们有理由把孔子这两句话所含蕴的哲学思想，看做是中华文化给出的人类麻烦的解决之道，也可以看做是化解人类生存危机的一种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