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的文章动机还是严肃的，是一个愿意认真思考理论问题的人吧。所以我来做一些补充。

我现在的思考和94年的写作已经有一些不同了。是基本结构依然是相似的。变化主要是在量度上的妥协：也就是说，那时我很强调区分，为此就像法国学者强调要达到“零度”一样绝对地认为一点观念都不能有所表现。现在我比较注意到连接和过渡。在纯粹的艺术语言和生动的日常语言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过渡地带。我也注意到，完全纯粹的艺术语言实验室非常少见（但也不是没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上我们不用作出区分。即使边界事实上是模糊的，理论上的区分依然是可能的。

在这些过渡地带，不完全新的语言实验，携带着一些观念，同时也做着一定程度上的语言实验的例子是很多的。我们诗歌中的那些情诗、赠别诗，都是有实用观念要传达的，也经常会有好诗。但我还是认为，这些诗之所以是好诗，不是因为那里面所传达的那些观念，而是因为手法。新奇的手法比惯用的手法更强大，使效果加强，这在广告中到处都是例子。当然，大家都搞怪之后，质朴的手法有时候突然很强大，那是因为质朴变成罕见的了。

就理论基础而言，人们往往论及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对我的影响，大概这是因为我在90年代中期的所谓成名文章中曾经引用这两位比较多的缘故。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当然更大一点。这是我不否认的。但是只有不多的人意识到，卡尔波普尔的“知识进化论”，“试错”理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正是这一点让我开始意识到，所谓艺术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空间上对峙的双方，而是在时间中转化身份的问题。实验性的艺术语言出现一个意义慢慢固化的过程，并最终融入日常语言，这成为一个模式。这种意识也让我更多地从时间角度来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语法是在时间中形成的，意义也是在时间中积淀而成的。

在时间中来理解，我们就不会去纠缠意义问题了。这才是我所发生的根本上的变化。说实话，王冠的文字是认真的，但是我自己已经不习惯阅读这样的文字了。我更习惯直接地就着问题去思考了。

另一些差别是：我们不要再用内容、形式这种二分法来谈论问题了吧。内容和形式是可以一起的。也是不可分的。同时也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关键是修炼出新的心灵。

第三个考虑是：创新所造成的焦虑感、新奇感在艺术中虽然是必要的，却并不是很高的层次。虽然并不是很高的层次，却绝对是必要的。有时候所谓创新也像是重新醒来，艺术做到深处时，追求的是必然感。新只是它的基础。

至于王冠所设想的用不够实验性的工作来对大众阶层展开工作，这些事情到处都在发生---艺术有很多种，艺术家有很多种，有更满足于这样的，也有不满足的。就看你想不想做这样的艺术家了。然而我并不认为谢德庆的自囚或者金峰的秦烩夫妇站相属于这类退而求其次的准实验性作品。它们是有实验性的。

“各种形式早已被艺术家们想尽、玩光”—这种悲观主义在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艺术家感慨地发出过，因此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对于自己的时代的一种幻觉。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后现代幻觉”。就是说，历史上的每个朝代，无数次地有人认为自己处在后现代。有很多个后现代，所以后现代不是不去投入创新活动的借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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