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话语方式

——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言说”

文/吴味

我一直说，当代艺术的话语方式应该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言说”，这是为了避免当代艺术成为没有具体针对性的“笼统”、“空泛”、“玄虚”的“空洞言说”，而这种“空洞言说”必定是一些莫名其妙或牵强附会的“自说自话”。

我所说的当代艺术针对的“具体问题”是在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现场（公共领域）呈现出来的问题，它总是与人的进一步完善（解放）有关。而是否与人的进一步完善有关，需要当代进步的人文观念和立场的判断。这种“具体问题”的“具体性”在于它是在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某个具体方面的呈现，它涉及的是人的某个或某些具体方面的“生命”的“伤害”，所以这种“具体问题”不是“笼统的”、“空泛的”、“玄虚的”、“包罗万象”的。它在形式上既可以是社会学的（社会学作品），也可以是文化学的（文化学作品），但社会学问题在本质上又是文化学问题，而文化学问题也会对应一定的社会学问题。因为，社会学问题总是一定的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它可以说是文化学问题的社会学形式，而文化学问题都会引起社会学问题，它可以说是社会学问题的文化学根源。这种“具体问题”涉及了人的“生命”的身体、心理、精神的各个方面。所以，当代艺术针对的“具体问题”可以说多种多样的，只要是与人的“生命”的身体、心理、精神有关的社会学、文化学问题，都是当代艺术关注的对象。

我所说的当代艺术的“具体言说”，一是指要针对（联系）“具体问题”而言说；二是指要合逻辑地言说出这种“具体问题”对于人的“生命”的具体伤害的明确内容，并在这种言说中呈现出明确的人文立场。这种“具体言说”决不是针对“非具体问题”做宏观的、笼统的、玄虚的、空泛的、杂乱的叙事（这种叙事常常貌似理性、逻辑，但实际上都是一些牵强附会的心理学想象），而是针对“具体问题”的社会学、文化学分析，它把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中隐含的对人的生命的伤害通过理性分析揭示出来。在具体创作中，通过创造某种物品（图像符号，往往来自于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特定关系，理性地提示出“具体问题”对人的生命的伤害（由于这种“理性”是在图像“感性”基础上的“理性”，而且与生命的尊严有关，所以它隐含着“感性”的力量，可以说是一种“感性的理性”），从而表达出针对“具体问题”的人文立场，作品由此产生具体的特定文化批判的观念。

在“具体问题”的“具体言说”的当代艺术要求中，“问题”的要求克服了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审美”对于当代艺术的文化诉求的错位（对于当代人类精神进一步解放的无效性）；“具体问题”的要求克服了历史前卫艺术的哲学梦呓（实际上是玄学梦呓，由艺术能指的无限性所致）；“具体言说”的要求克服了后现代艺术面对“具体问题”的空泛言说（由艺术能指的泛社会化所致）。“具体问题”的“具体言说”实际上是使艺术能指“特定语境化”即将艺术能指置于特定问题的语境中，艺术能指由此重新获得特定问题的指向，并提示出问题背后的文化的局限性，由此产生艺术的意义――特定的文化批判观念。艺术也因此更具有文化的力量（人文力量）。

金锋在《我所理解的问题——与JJ、楚楚商榷》的博客文章（参见《新浪网――金锋博客》2007年12月28日）中说：

我觉得，似乎存在着一个问题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显现出来的问题的“问题性”是相似的。这样的相似性大概是：

1、它们都处在一系列麻烦的关系之中。问题不是孤立的，存在着一个问题情景，问题在这个情景中是紧张而突现的；

2、问题在性质上是棘手与为难的；这是说，我们通常的思维惯性、知识经验无法有效地针对这样的棘手与为难；

3、问题不是静止的。我是想说，我们不能用模式理论来分析这样的问题，哪怕理论是十分科学的。这是我与吴味的批评有分歧的地方。虽然他不会承认他的批评分析方式是模式的。但他在做法上已经是用一种不变的方式来面对“所有”，这是要打个问号的；

4、跟问题打交道，实际上也是在跟问题建立关系。跟问题建立关系，也就是把我们自身（思考）扔到了问题情景中去了。问题动，思考也在动，一如彼此在调情，因为这是个不易把握的僵局；

5、可能是经常用失败的方式暗示出对问题的“接触程度”，是呈现问题本身，而不是一上来就定格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之中。这里，有意思的可能是如何体现出“接触程度”的建设性。

金锋对当代艺术的问题针对性的理解是笼统、模糊以至述而不清的。他实际上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当代艺术所针对的问题（当代艺术的对象问题）和当代艺术本身如何针对问题的问题（当代艺术的方法论问题），所以，他对我的批评就显得有些不对位。我怎么会“用一种不变的方式来面对‘所有’（问题）”呢？实际上，我对某些艺术家作品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当代艺术方法论错位的批评，而极少涉及作品所针对的“问题”本身的所谓“问题性”的分析。因为“问题”的“问题性”实际上不影响当代艺术的根本方法论（艺术的根本方法论是艺术的根本观念决定的，属于艺术的哲学层面），它只影响当代艺术的具体创作方法（它是在根本方法论之下的二级方法论，属于艺术的技术层面），具体创作方法可以千差万别，但它们体现出来的当代艺术的根本方法论决不会千差万别。就当代而言，真正有艺术史超越意义（超越历史前卫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当代艺术方法论是观念艺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所以，我是比较多地用当代艺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进行我的针对当代艺术作品的方法论批评，这是当代艺术方法论的学科建构的需要。金锋误解为“用一种不变的方式来面对‘所有’（问题）”。我之所以特别关注艺术的根本方法论问题，是因为如果根本方法论有问题，具体创作方法哪怕再有新意，作品也不会有艺术史的超越意义。

金锋对当代艺术的对象问题的关注和对当代艺术的方法论问题的忽视，使他往往只热衷于问题本身，而疏于当代艺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锤炼，以至于常常被千变万化、复杂麻烦的“问题”搞得晕头转向，甚至被“问题”牵着鼻子走。表现在创作上就是他不能穿透复杂的问题，找到特定文化批判的观念生长点，进而有效创造某种特定的艺术符号（图像）关系（艺术家的所有感觉、经验、知识、能力、智慧都体现在这里），而是与复杂的“问题”所谓彼此“调情”，结果作品变成了“问题”的“游戏”呈现。以至于作品内容好像很丰富，其实很空泛；好像牵涉了许多问题，其实一个问题也没有有效针对；好像很智慧，其实很讨巧；好像能引发广泛的思考，其实引发的是胡思乱想。

金锋对当代艺术所要针对的问题的“问题性”思考，也说明了他对当代艺术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言说”的话语方式缺乏应有的认识。所以他所说的问题的“问题性”总显得“宏观”、“笼统”、“空泛”、“玄虚”、“包罗万象”而不“具体”。这从他举“台湾问题”的例子来说明当代艺术所针对的问题的“问题性”就可以明显看出来。他说：

1、台湾问题是处在一系列麻烦关系之中的。历史是，美国的，日本的；

2、台湾问题在性质上是棘手与为难的。香港与澳门的经验无法使得台湾回归；

3、台湾问题不是静止的，问题本身在发展与延伸之中；

4、跟台湾问题打交道，一如彼此在调情，因为这是个不易把握的僵局；

5、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与手段上，一直的尝试性的，如民间往来、破冰访问、直航等（形式）。“接触程度”可能是面上的，但包含着背后的关于问题的复杂性与严峻性。

要求当代艺术去针对具有这样的“问题性”的问题，当代艺术还能不走向“宏观”、“笼统”、“空泛”、“玄虚”的“自说自话”？因为金锋所说的“台湾问题”是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有许多就是在做这种好像意义重大，但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大而不当”的叙事，因为这样的作品实际上什么问题都没有言说出来。当代艺术所要关注的“问题”不是这种不着边际的所谓“问题”。当代艺术应从宏观的、笼统的、空泛的、玄虚的、烦琐的或包罗万象的“问题”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去做“具体问题”的深入的社会科学研究，寻找文化的根源，从而在“具体问题”文化场域中，找到新生命的生长点和新艺术的可能性。

                                                                2008年2月上旬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