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创作的语境转向社会语境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作品的方案在思考了，《无字访》是其中的一件。起初在《个展》的计划中，并不是这个方案，主办方觉得我原来的方案可能难以通过，希望我换一个方案。《无字访》即是一个替代方案。

自去年开始，我在网络中下载了一些上访的图片，其中的一些图片给我很有一种现实震撼，这是一种另类的无语的说话方式的震撼。我觉得这样的社会元素有可能进行有效的转换。春节期间，我又看到了一些完全是为了商业目的“活雕塑”秀，这种秀场在北京、成都及广州都有。如此我很自然地把上访与活雕塑联系了起来。“无字”的概念是为了规避具体的上访内容，因为网上的上访，其原因是各种各样的，而我觉得我作品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指涉具体的上访内容，而是上访这种现象的社会现实。活雕塑是这种社会现实进入艺术的一种转换方式。这种方式在我看来是直接的，但不是单一的直白。

作品基本上是按照预设的效果展开.这件作品虽然准备的时间比较长,但这样的准备都体现在背后的工作量上,作品本身只是实施一天。就现场的效果来看，基本是控制住的，是按照预计的方式有效地实施的。

有朋友说《无字访》本身是带有“硬伤”的，我理解这个“硬伤”可能指的是作品直接的政治化倾向，是这样的倾向而削弱了艺术本身的分量。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有思考过，相对强调意义性的作品有时的确是与艺术通常的本质是想违拗的。我是说，我们习惯中的艺术经验对于针对性的主体，往往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有时硬要带进这样的经验，一来是不自信的表现，二来，我觉得是工作方式的惯性在起作用。这样的经验其实跟我们关心的问题以及要去解决的问题是无关的。我不是说《无字访》是一件好作品，但它无疑是我目前思考框架中的作品之一，说它是一件过渡性的作品可能比较正确。吴味在现场看了我的作品，还觉得我表达得不够直接，无字应该改成有字，作品需要文字上的直接性。我觉得吴味的意见也不是我作品中要去在意的，相反，我觉得这个作品的重要部分恰恰在于它的“无字”，我觉得正是“无字”两字使得现实的东西变得朴素与深邃起来。社会学的方法论转型，不是要把作品往极端的意义上拉，而是把相对的意义弥撒开来。对于作品，我们既有感受现实的一面，同时也有想像与体味的一面。作品与自己的关系，这个内与外的两面，我觉得是两种不同的精神体验。对于作品用的或许是社会学的方法论，而对于自己的内心来说，或许更需要某种禅意，这种禅意是养育自己心境的东西。在内外之间，我觉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