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巴金笔下的鸣凤、梅芬、瑞珏这三位女性身上散发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灼灼光辉，她们各自的阶级和人生道路也许不同，可得到的结果却是同样的悲惨。

鸣凤这个形象本身就充满了悲剧色彩，她处于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年代，做了这个表面上还很平静的“绅士家庭”的无辜的牺牲品，却到死也没有觉悟。她是在受尽打骂,奴役等各种屈辱的环境中长大的。她美丽、纯洁、柔顺,对于未来充满憧憬。当她接触到觉慧的爱情时,他感到幸福,战栗以至于不敢相信。但当封建势力无情扑向她来要进行肆意蹂躏时,她选择了平静地死去。她要保卫自己的清白、纯洁,保卫自己已经得到的那一点点爱情的幸福。她纵身投湖、殉于爱情、殉于理想,以死来祭奠她那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梦。而梅芬和瑞珏本是封建家庭中两个美丽温柔的小姐，但她们也同样被封建家庭折磨而死，成了礼教的祭品，使人在同情之余又生了无限感慨和遗憾。梅芬失去了她和觉新的爱情，婚姻生活是痛苦的；瑞珏虽然得到了觉新的婚姻但却得不到丈夫真正的爱情。梅芬与瑞珏的生活道路看似迥然不同，但命运却是惊人的相同，她们的共同点在于听任恶势力对自己的摧残和戕害，她们没有发出一声微弱的呼喊和愤怒的控诉。梅芬虽然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小姐,没有鸣凤那种屈辱打骂的经历,但是她在精神上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迫害和折磨却也是同样的深重。她不能和她所爱的觉新结合,屈从别人的意见嫁给了毫无感情基础的陌生人,当她守寡后再次遇到觉新时,满腹心事,一腔感情,不敢宣泄诉说。她本身就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忠实恪守者,她温顺驯良,承受着不幸,咽吞着辛酸,却从来没有想到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幸福,因此听到觉慧的鼓动时,觉得这是与她不相关的,她永远也想不到通过反抗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样,她就只能经受长久的精神上的摧残与折磨之后,默默地痛苦地死去。瑞珏也与梅芬一样的温顺善良,她在对待觉新与梅芬爱情问题上,对待家庭内部的矛盾中表现出来的善良,厚道,自我牺牲的品格,却不同于梅芬那种带着更多的凄凉绝望的性格特征,然而,封建礼教并未因此而减轻对她的残害,最终在身边没有亲人的情况下悲惨地死去,至死也未能见上她用生命去爱的丈夫一面。鸣凤、梅芬、瑞珏都是美丽善良的弱女子，她们真诚地奉献爱，从情理上无疑也应该获得爱拥有爱。然而她们却无一例外地被蹂躏、被摧残、被戕害，在青春妙龄时节便一个个香消玉殒，是谁扼杀了这些年轻美好的生命？巴金借觉新之口满怀悲愤地告诉我们：“是整个制度，是整个礼教，整个迷信”面对巴金笔下的这几位女性的遭遇和结局,不禁让人想起当代著名女作家王安忆说的:“看来,无论多少种活法,结果都是在一个固定的藩篱中。”如果女性不能认识到自己受迫害的地位是封建牢笼带给她们的,不懂得自我反抗和保护,那么她们将永远也打不开令人窒息的封建枷锁。刘慧英在《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中谈到:“对于觉醒中的女性来说,要争取自身的独立解放,要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就必须承担其所有的结果。”“男权主义的价值标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消退着,但却依然束缚着女性及整个人类的心灵和行为。”3

当年巴金满怀强烈的爱和恨,通过对鸣凤、梅芬、瑞珏这三位女性悲剧命运的描写,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牺牲的年轻女性叫出了一声:“冤枉!”,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I accuse(我控诉)!”如今,巴金老人已经与世长辞,鸣凤、梅芬、瑞珏连同那些旧社会受迫害的女性也已无声无息地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中,然而这样的悲剧至今还没有根除。巴金曾在《家》中借琴的口道出了自己的悲愤：“——难道因为几千年这路上就浸满了女人的血泪,所以现在和将来的女子还必须在那里断送她们的青春,流尽她们的眼泪,呕尽她们的心血吗?”在这里我想以歌德的一句名言做结:“强者能得救”,并以此来与广大女同胞共勉,虽然生活中可能会有无情的风雨,但我们要争当生活的强者,展现我们女性所特有的蓬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