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与道德的关系

      在今天，讨论道德问题不能笼统地谈，应该区分不同的层面，这是由于我们的道德标准处于一种紊乱的状态。五四以来，新道德与旧道德、西方道德与中国道德的标准相互之间是极为矛盾的，而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社会道德与职业道德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分裂，任何一种标准下的好人，在另一种标准看来都是可疑的，比如“父慈子孝”在旧道德看来是一种天经地义，但在新道德看来，却蕴涵着一种等级制，是不“民主”的。再比如一个贪官在公共道德上无疑是亏欠的，但或许在私德上他是一个好人，这样价值的紊乱已经使社会陷入了一种混乱。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样无标准、无中心的状态似乎是正常的。在今天的社会中，这又与实用主义、金钱至上的原则结合起来，使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对“好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态度。韩少功在一篇随笔中写到，现在是一个“装坏人”的时代，即使是好人，也不得不装坏，这样才能够生存下去，才能够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才能够显得“酷”或者“有力”。这样一种风气，是很值得忧虑的，也是我们在精神上面临的根本性难题。
　　关于“底层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来讨论：一、作家是否以个人僵化的道德理想主义来要求他人，是否因此伤害了作品艺术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如果是的话，那么这样的创作方式无疑是应该否定的；二、道德生活能否作为文学的题材，能否成为文学表现和思考的对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应该是可以的，道德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表现呢？三、作家关注底层是否就表示他道德高尚呢？作家关注底层苦难，并不必然表示他道德高尚，这还要看他在创作时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与世界观。如果他对底层的苦难是玩弄或猎奇的，那么谈不上高尚；如果他抱有真切的同情与强烈的爱憎，那么就是值得尊重的。
　　那么，不关注底层是否就表示作家道德不高尚呢？在今天的中国，创作题材是自由的，每一个作家都有选择题材的自主性，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说作家的社会责任就是写出好作品也没有错，但在这里，我觉得将作家的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割裂开来了，同时也将艺术与道德对立起来了，如果能统一起来岂不更好，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这样的作家一样。如果不能统一，坚持艺术性的作家是值得尊敬的，比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同样，有道德感的作家也是值得尊敬的，比如斯坦贝克、福克纳。现在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和社会上回避“好人”一样，有道德感的作家在文坛是受到歧视的，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大家感到不好意思，所以就不免把他“丑化”成跟大家一样或者比大家都不如，或者把他塑造成过时或可笑的形象，这样大家也就心安了。
　　 “道德”之所以成为一个话题，与中国文学一直有泛道德化的倾向有关。1980年代以来，“纯文学”思潮对泛道德化有所纠正，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米兰·昆德拉关于“道德审判的无限期延宕”的观点，他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说：
　　“架空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这道德与那种从一开始就没完没了地审判，对所有人全都审判，不分青红皂白地先审判了再说的难以根除的人类实践是泾渭分明的。这一道德的审判的随意性应用从小说的智慧来看是最可憎的愚蠢，是流毒最大的恶。这并不是说小说家绝对地否认道德审判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推到了小说之外的领域。”
　　我们自然也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先审判了再说”，但如果因此就将道德“推到了小说之外的领域”则未免是武断的。我们反对道德审判，但并不否定对道德问题的思考与探讨。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架空道德审判”的思维方式下，回避了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似乎文学就不应该关心道德，越不道德，“文学性”就会越高，甚至道德也成了题材的禁区，这就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从一种解放性的思想变成了一种压抑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一段发言，值得我们重温：
　　“我相信人类不但不会苟且地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活中惟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的记录，他可以是一根支柱，一根栋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于世。”
　　这里所说的“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也是其主要内容。福克纳提醒了我们，一个作家或诗人“特殊的光荣”是什么；而那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也向我们昭示了人类灵魂的丰富与伟大，为精神的无尽探索树立了一个个标尺，虽然它们或许如暗夜中的星光一样高不可及，却为我们照亮了模糊难辨的路程。当我们的作家放弃了这一“昔日的荣耀”时，他们便不能不处在尴尬的位置上了。
　　在19世纪，我们看到“上帝死了”所象征的绝对道德的崩溃，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正是在这一精神困境中的挣扎；在20世纪，我们在伯格曼、小津安二郎等大师的电影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旧道德和新道德的痛苦选择与探索；而在我们中国，从坚守“三纲五常”到“目无纲纪”，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道德标准的剧变可谓“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今天道德标准的紊乱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而这些尚未得到作家的足够关注，似乎也很少有人为此感到内心的痛苦，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但需要强调的是，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僵化的道德标准，而是对这一历史与现状的关注与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之上道德生活的重建，这对中国与中国文学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从最基本的共识开始，只有从这里出发，才有可能重建我们的道德准则与核心价值观，而以关注人的心灵为己任的文学，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先锋作用与独特价值，起码应该正视与关注，而不是一味地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