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文

    《朝花夕拾》是鲁迅的一本回忆文集。这里的十篇文章最初在《莽原》半月刊陆续发表的时候，总题目是“旧事重提”。出书的时候用《朝花夕拾》做书名，华瞻一些也含蓄一些了，意思还是一样的。

    这一组回忆文章，从幼小的童年写起，一直写到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到教育部任职为止。大体上同现在保存下来的日记（1912年5月5日开始）相衔接。现在人们要看鲁迅本人对自己一生经历的直接记述，后面这二十多年可以看日记，前面这三十来年主要就得看这本《朝花夕拾》了。

    《藤野先生》是《朝花夕拾》的第九篇。写的是从1904年到1906年他在仙台学医的这一段。就是在这里，鲁迅定下了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决心。这两年在他一生中可说是一个关键。

    1904年4月30日，鲁迅在东北弘文学院结业，5月，他就打点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入学的事了。仙台，现在是人口超过百万的日本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了。可是那时，还不到十万人口，还是一个颇为偏僻的小城镇。鲁迅为什么要到远离东京的小城镇去呢？本篇一开头，作者说了，这是因为他对东京留学生界的一些现象很有一点反感。他在这些人中间生活了两年，看到好些事情他都很不以为然，像这篇里说的咚咚咚的学跳舞，还有在另一篇文章里说的关起门来燉牛肉吃（见《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就都是。“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于是，他就到仙台来了。至于为什么选择了医学呢？这篇文章里没有作出说明。在这以前写的《呐喊·自序》里，却是说明白了的：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这些是在三年前出版的《呐喊》中已经发表过的了，现在没有必要“重提”。再说，在这一系列回忆文中间，前面已经有了一篇《父亲的病》，详细记述了他父亲被庸医所误的情形，本篇就更不必说这些了。

    本篇记下了作者初到仙台入学时候受到优待的情形：“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这事，他在当时写给好朋友蒋抑卮的信中也说到了：

    同校相处尚善，校中待遇不劣不优。惟往纳学费，则拒不受，彼既不收，我亦不逊。至晚即化为金时计，入我怀中，计亦良得也。（1904年10月8日，这是现在保存下来了的鲁迅最早的书信。）

    他告诉蒋抑卮，他把学校不收的这笔钱当天就去买了一只怀表。

    比起不收学费、关心食宿这些重要得多的，使他终身难忘的，是教授解剖学的藤野先生对他的态度。文章里写了一些具体的事例，都很感人。在鲁迅去世之后，藤野先生发表了一篇《谨忆周树人君》，说了当时他是怎样想的：

    我担任的是人体解剖学，他在教室里十分认真地记着笔记，总之在入学时好像不大能充分的说日本话，听讲也不大理解，好像用功得非常吃力。

    于是我授课完了就留着给周君看笔记，改正添补他听错了的错处。在异国的天空，东京那里也有很多的同胞留学生，但在仙台，前面已说过只是周君一人，所以想来谅很寂寞，但也并没有怎么寂寞的样子，在听讲义的时候是非常努力的。

    对一个有语言障碍的外国留学生作一点个别的帮助，在藤野先生看来，是老师的职责。在鲁迅，却是深受感动了。他对老师的作为，作了这样的“总评”：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可是，就是藤野先生给鲁迅改正笔记中的错处这事，竟引起一些日本同学的猜忌了。他们毫无根据地怀疑，说上年解剖学考试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鲁迅的讲义上做了记号，他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这些人借故检查了鲁迅的讲义，还写匿名信攻击他，第一句就是“你改悔罢！”这事给了他很大的刺激。

    现在人们可以看到鲁迅1905年春季升学考试的分数单：

解剖    59.3

组织    72.7

生理    63.3

伦理    83

德文    60

物理    60

化学    60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藤野先生在前边所引的文章里，说他对这个学生成绩的印象，“记得是不大好的一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科的考试成绩中，唯一没有及格（达到60分）的，正是藤野先生担任的解剖学！可见这些人的攻击完全与事实不符。鲁迅恨恨地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鲁迅在仙台求学两年之后，终于决心放弃医学改为从事文艺运动了。这不可能是顷刻之间作出的决定。几年之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文学史、作家传，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这几年间他又在思考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他感觉到了文学在改造国民性即启蒙方面的作用，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气质和才智更适宜于文学一些。这种种考虑都归结到他对今后人生道路的选择。一些趾高气扬的日本同学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不愿再留在这里的一个因素。在这反复不断的比较、考虑、犹豫之中，一件偶然的事情促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这就是他看到了一张日俄战争中的幻灯片：日军处死一名给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这事，在《呐喊·自序》中也说到了：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作者这两回说的有一点微小的不同，就是在说到日军处死这个中国人的时候，一篇说的是“要枪毙了”，而另一篇说的却是“砍下头颅来示众”。在《鲁迅与仙台》一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的第27页上有这张图片。画片上正是刽子手挥刀向跪着的死囚砍去。可见《呐喊·自序》中说的是对的。

    在文章里，学生向老师告别，老师赠送“惜别”的照片，以及别后学生长时间里的深深的怀念，都写得极其动人，不必细说。

    在《鲁迅与仙台》这本书里，收了日本著名学者丸山昇教授著《鲁迅与那个时代》一文。其中有些与这一篇有关的材料，下面且摘引两处：

    他（鲁迅）的作品的译文被送到岩波文库时，关于作品的选定，鲁迅对来跟他商量的译者增田涉说，一切都委托你，但只有《藤野先生》这一篇，希望能收进去。（第24-26页）

    大约他是希望藤野先生能看到这篇。可惜的是藤野是在鲁迅去世之后才看到它。

    另一处是讲藤野先生的晚景：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于1912年成为东北帝国大学医学专业，1915年成为东北帝国大学医学系。藤野先生因学历是爱知医学校毕业，当医学系教授的资格不够而辞职，于1916年离开仙台。这应该说是在日本医学以及医疗制度近代化的夹缝中产生的牺牲者。藤野先生在东京的一家医院工作了一年多，之后于1917年秋季，回到了故乡福井县本庄村下番。1917年里香夫人去世，1918年与文夫人再婚，搬到文夫人娘家所在的三国町并开业。晚年在三国町安家，在本庄村中番开设诊疗所，一直从事诊疗工作。（第26页）

    尽管他因为学历不够，没有能在医专改为大学的时候留任，但他教出了鲁迅这个学生，也就不愧为一代名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