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中的仕隐挣扎与苦乐矛盾

河南省灵宝实验高级中学  尹学军

虽然教过几次《归去来兮辞》，但对这篇名作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作者的思想情感是什么一直怀有疑问。一般认为，此文表达了作者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和鄙弃，赞美了农村的自然景物和劳动生活，显示了归隐的决心。疑问在于，陶渊明对自己归隐的决定有没有犹豫？文中表现的归隐之乐是不是陶渊明内心的真实写照？

产生这样的疑问，源于对文中几句话的思考。一是当陶渊明由“木欣欣而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想到自己“寓形宇内”的时日已经不多（“寓形宇内复几时”），因而诘问自己“曷不委心任去留”之后，马上又责备自己“胡为乎惶惶欲何之”。“委心任去留”的想法为何使他内心“惶惶”？他到底“欲何之”？他心里“惶惶”不是因为这种远离官场顺应内心顺应造化的想法让他不安，令他惶惑吗？ “欲何之”三字不是也表明他对自己的这种想法心有不甘吗？二是文末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既然他归隐之心坚决，何以会说，自己要乐天安命并不再对此表示怀疑呢？他在这里大声说，我要乐天安命，我下定决心了，不再对此怀疑了，这种宣言式的决定不清楚地告诉人们他对自己安于天命终老田园的决定是有过犹豫有过怀疑的吗？

循着这样的思路看前文，我们还能看到他内心的不安与犹豫：在对自已悠游自在的园中生活进行一番令人神往的描写之后，他说“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太阳都要落山了，他依然抚着孤松盘桓徘徊，不就是因为心中的犹疑吗？当他告诫自己“请息交以绝游”后，接着说“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复驾言兮焉求”，不是正说明他并不完全甘心没身田园，内心还有所希冀吗？

那么，远离官场为什么会让他不安惶惑，终老田园的决定为什么令他怀疑犹豫呢？因为他是一个有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的人，远离官场终老田园将使其理想与抱负彻底幻灭。

陶渊明虽然说自己“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说自己“质性自然”（《归园田居》序），但同时他在《杂诗（其五）》中也说自己少壮时曾“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虽然他不曾说过他所谓的“猛志”是什么，但他在《桃花源记》里却以一个虚构的理想社会为自己的“猛志”做了具体阐释，其实他所谓的“猛志”就是“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政治抱负。在封建社会里，要实现这样的政治抱负，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靠出仕。虽然断断续续十几年的从官经历，让他认识到这个互相倾轧的官场不可能给他实现理想的机会，但毕竟只有官场才能让他的理想有实现的可能。如果选择彻底离开官场，实则就是选择放弃理想。这种放弃虽然是因为“世与我而相违”，是一种无奈，但一旦说真要这样做，他怎么可能心安理得？他的心里怎么可能没有一丝的怀疑与挣扎？

事实上，在陶渊明心中，既有对残酷现实的清醒认识，这个认识让他正视现实、回归田园；另一方面，又有对理想的执着（根据他后来的一些诗看，这种执着并未因为他的归隐而消退，而是伴随了他整个的归隐生活且不时给他带来痛苦），这种执着又让他对弃官归隐的决定产生怀疑。《归去来兮辞》一文贯穿始终的一条隐形线索，就是他内心对于仕与隐的激烈挣扎。

我们不妨将他内心挣扎的过程梳理下来。

在序文中，陶渊明陈说了自己决心辞官归隐的三条原因：一是本性自然，不愿受官场中繁文缛节的束缚（“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二是做官违背其意志，身心都因此而痛苦（“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三是担任彭泽令只是为了谋生，大异于其平生之志，这让他愧疚（“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因为这三条，彭泽令一职带给他的是极度的痛苦。正是因为心灵的极度痛苦，陶渊明在正文开头表现的是对自己当初选择担任彭泽令的后悔，表现的是逃离官场的轻松，表现的是与官场决裂的坚决。他说进入官场是“迷途”，是一个错误（所谓的“昨非”），他用“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来表达辞官之后心情的轻松愉快，用“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来表达似箭之归心，他对归家后自由自在的园中生活进行浓墨重彩地描写。但当他从最初的兴奋中冷静下来，就不能不对自己的选择进行一番审视，于是他“抚孤松而盘桓”。他为何“盘桓”？因为他对自己的选择有怀疑，他的内心在挣扎。他为什么要抚“孤松”？因为他要借这种坚贞的树木坚定自己的决心。这棵“孤松”似乎也确实给了他一些决心，于是他告诉自己“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不仅如此，他甚至责备自己：糊涂哇，我竟然怀疑回归田园的选择，我竟然还想着追求理想（“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经过这样一次心灵的挣扎，他该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了吧？他该心情平静了吧？然而，没有。当他看到初春万物勃发的景象，想到自己“寓形宇内”的时间已经不多，决定“委心任去留”的时候，心中不由得又想起自己当初的理想，想到这个理想从此将没有了实现的可能，于是，他便“惶惶”起来，甚至有些坐立不安。不过，还好，他毕竟是陶渊明，他又用“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来安慰自己，并最终决定“聊乘化以归尽”，决定要乐天安命不再对自己的选择怀疑了。

既然《归去来兮辞》中贯穿着这种仕与隐的激烈挣扎，他的内心必然是痛苦的，然而，文中更多的却是在描写田园生活之乐。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田园之乐呢？这种田园之乐与他内心的痛苦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说明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并非全为现实，其中相当一部分（起码从第三段之后如此）只是他在将归（或初归）之际的想象。

关于这一点，《古文鉴赏辞典》中吴战垒先生对此文的鉴赏有所论及。吴先生分别引用了周振甫与钱钟书两位先生的观点。周振甫先生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录’、‘直述’，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可喻矣”；钱钟书先生认为，本文自“舟遥遥以轻飏”至“亦崎岖而经丘”，“叙启程之初至抵家以后诸况，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古文鉴赏辞典》，吴功正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两位先生的分析无懈可击，无需赘述。不过，我们需要讨论的是，陶渊明在文中想象这种充满乐趣的田园生活的目的何在。吴战垒先生认为，“陶渊明此文写于将归之际，人未归而心已先归，其想象归程及归后种种情状，正显得归意之坚和归心之切。”我以为这样说不如说，其想象归后种种情状，目的在于坚定归意。为什么这样说？前文已说，陶渊明对自己归隐的选择是有怀疑的。怎么打消自己的怀疑？怎么坚定自己的选择？他给自己想象了一个符合自己生活理想的闲适自在、人际关系真诚自然、充满诗意与乐趣的田园，他用这样一个与官场生活完全对立的田园来驱赶心中对脱离官场的怀疑，以坚定自己的归意。

不只如此，他用大量的篇幅描写这样一种并非现实的充满诗意与乐趣的田园生活，更是为了消解心中因为仕隐矛盾而产生的痛苦。因为要消解痛苦，他在经历了第一次内心的挣扎并发出“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的自责后，想象生活在田园之中农人对自己的真诚告诫和自己趁春日出游的乐趣。因为要消解痛苦，他在因放弃理想而心里“惶惶”并安慰自己“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之后，想象一种“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生活。所有这些都表明，《归去来兮辞》虽然极写田园生活的乐趣，但陶渊明的内心却是痛苦的。也就是说，除了仕与隐之外，苦与乐构成了这篇作品的另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痛苦才是真实的，田园之乐更多的只是陶渊明用来消解这种痛苦坚定自己归隐选择的手段而已。

综合起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概括《归去来兮辞》一文所表现出来的陶渊明的思想情感？此文表达了作者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和鄙弃，并借助对农村田园生活的描写和赞美消解政治理想破灭的痛苦，坚定自己辞官归隐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