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刘湘平《钱大昕思想研究》
关于钱大昕的历史学与古代语言学的研究，20世纪以来的汉语学术研究相对而言比较充分，但对于钱大昕哲学思想的研究，20世纪的汉语研究成果相对而言比较贫乏。刘湘平博士的《钱大昕思想研究》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该著在继承学术界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所开拓，特别是从钱大昕的天道观出发，对钱氏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学术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而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在于对钱氏的天道观、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的研究。全书的最大优长之处在于：较清晰地刻画了作为思想家的钱大昕的形象。
具体而言，在天道观方面，湘平君接着我的乾嘉时代“道论”说继续向前推进，通过与戴震天道论的比较，凸显了钱氏的天道观的自身特性，即钱氏主要强调了天道所体现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吉凶祸福的内容，将带有神秘主义意味的古典天道观所包含的宗教思想内容给出了儒家式的理性的解释，为现实生活中的“德福一致”的观念提供了一种带有宗教性的基础。这一说法相对我在讨论清代“道论”问题时简单地陈述钱氏的“道论”思想而言，更加精准地揭示了钱氏天道论的实质性内容，因而也推进了对钱大昕天道观的研究。通过与戴震天道观的比较，湘平博士也指出了钱氏天道观的不足，即缺乏戴震天道观的理论系统性与创新性，但对于钱氏的伦理思想，尤其是钱氏所深信的“德福一致”的道德哲学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基础。这一评价朴实、合理。
在研究钱氏的政治思想方面，湘平君从牟宗三那里借用了“政道”与“治道”的二分概念框架，同时也借用了我有关政治哲学的新定义，对钱氏的政治思想做了层次清晰、条分缕析的剖判，虽未必能曲尽钱氏政治思想之精髓，但比较清楚明白、令人信服地揭示了钱氏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目及其民主性的精神。
在伦理思想方面，即湘平博士所讲的“人道”方面，主要在“君臣之道”与“夫妇之道”两方面深化了目前的研究。在“君臣之道”这一极严肃而又极易招来杀身之祸的敏感问题上，钱大昕对“篡弑”问题提出了极为大胆的说法：“愚谓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之君也。”在“夫妇之道”方面，湘平博士比较深入、细致地讨论了钱氏有关妇女在家庭与婚姻方面的权利问题的思想主张。如对于妇女的改嫁、离婚，以及离婚的具体条件等问题，钱氏都提出了合乎人情而又带有同情女性倾向的主张，含蓄地表达了一种新的人文理想。特别是钱氏提出的夫妻之间“义合则留，不合则去”，妇人“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的观点，既开明通达，又具有突破传统家庭伦理片面苛责女性的局限性，可以视为现代妇女解放之先声。
凡上述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均在该书的第四章与第五章，故建议读者对此二章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至于书中的第二、三两章，亦有部分新见，值得学界关注。
比较了解清代学术史的人大都知道，钱大昕是大学问家，是戴震的好朋友。但很多人都忽视了他作为思想家的一面。其实，作为传统优秀文化培育出来的君子儒——钱大昕，他为人温厚而不失正直，戴震去世后，他事实上就成为清代乾隆年间少有的正直士人的代表。他不留恋官场，潜心向学，且有较深沉的正义感，在一些评史、叙事的言论中，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专制政治的批判。如在议论梁武帝刚愎自用，不愿纳谏，以至于亡国的问题时，其实就是在含蓄地批评乾隆皇帝。在讨论治理黄河这一千古难题时，他以深邃的政治眼光揭示历代官员乐于治理黄河现象背后的灰色经济学问题。在讨论“吃菜事魔”的问题时，含蓄地为民间宗教，特别是为方腊起义军一类的农民民间组织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批评庸碌而贪婪的地方官滥杀无辜的行径。钱大昕的政治思想虽然没有戴震那样毕露的锋芒，但却有另一种绵里藏针的力量。湘平博士的著作基本上较细致、集中地发掘了这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使得作为清代进步思想家的钱大昕形象在人们的头脑中渐次清晰起来。另一方面也以生动的个案揭示了清代学者在“早期启蒙思想”的开掘方面有所深化。以往的学者多注意到清代新思想遭受摧残与压抑的一面，这并没有错。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与政治高压，几乎扑灭了晚明以来的进步思想。但通过对康雍乾三朝许多思想家、文学家个案的深入研究，新思想其实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喻言的那样，变成了“地下之火”，以一种非常曲折、隐晦的方式继续生存，并在史学、经学的研究中，以更加古色古香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钱大昕就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之一。
嘉、道以后，随着现实社会矛盾的加剧，新思想又逐渐地抬头，龚自珍的经学思想里所包含的鲜明改革思想，与乾嘉学者进步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而谭嗣同的《仁学》一书中的反专制思想很多表达方式都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相似。内生而原发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在康雍乾三朝并未中断，而只是改变了其存在方式与表达方式。这一早期启蒙思想在清末民初的特定时代里，与大量涌入的外来新思想一道，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思潮。一百年来，内生而原发的中国现代性思想的自身特性，在向欧美、日本传来的现代性学习的同时，也在与外来的现代性不断地博弈，顽强地表现着现代性的中国性。这种中国式的现代性，一是如萧萐父先生所说的，要反抗“伦理异化”而不是“宗教异化”；二是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革总是以思想为先导，同时又反过来依托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来促成思想变革走向深入与成熟。哲学与思想的变革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始终比较薄弱，这一点与欧、美哲学思想的变革进程及其主要特征相比，似乎颇不相同。
湘平君为人质朴、敦厚，学思严谨，下笔迟缓而所言大致可信。就其性情而言，研究钱大昕及清代的历史哲学，颇为合适。该著作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算是对钱大昕研究的第一期成果。萧萐父先生生前告诉笔者道，做学问先要掘井及泉，然后引出泉水，围绕井的周围开出沟渠，形成学术的体系。今以萧先生生前口述的为学精义，转赠湘平博士，建议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不妨以钱大昕为中心，对乾嘉时期的史学与历史哲学做一拓展性的研究，上可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全祖望等人的史学与历史哲学作一比较性的研究，下可与同时代的赵翼、王鸣盛、同时代稍后的章学诚、崔述的史学、历史哲学的异同之处做一深度的比较，进而对晚明至康雍乾时代的历史哲学面貌与历史精神做一断代史的贯通式的研究。如果行有余力，亦可与同时期的欧洲史学思想家做一横向的比较。愿湘平君在学术的道路上团结同仁，谋篇布局，在史学与历史哲学研究方面不断地有新的创获。此既是予所望于湘平博士，亦所望于其他毕业诸君与后来者能以萧先生指示的为学方法为圭臬，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不断精益求精，进而成一家之言。
是为序。
（2015年7月6日初稿，21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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