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文明”与“世界统一”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读后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有三个关键词：“轴心期”、起源、目标。“轴心期”这个概念，其具体内容即是指：“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的精神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
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以下只标页码。］将这个历史轴心作为“历史的分界线”，即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的分界线。这个分界线简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第8页］
在雅氏看来，“轴心期”是一把衡量标尺，可以形成三个明显的区别：一是“各轴心民族”即是“那些完成了飞跃的民族，这种飞跃是他自己过去的直接继续。对他们来说，这一次飞跃如同是第二次诞生。通过它，他们奠定了人类精神存在的基础，以及所谓的真正的人类历史。”［第62页］二是“无突破的各民族”，“他们尽管在时间上与突破一致，但内部却依旧不受其影响。”［第63页］像埃及和巴比伦文化就是如此，他们在轴心期虽然很繁荣，但“它们都缺乏那种改变人类的反思的特性；他们没有在各轴心民族的影响下经历质变；它们对其生活范围外发生的突破不再作出反应。”［第63页］其结果是，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化虽然很宏伟壮丽，但我们对他们的感觉是很疏远，不像古老的中国与印度人与现代的欧洲人更接近。三是在“轴心期以后的各民族”被划分为两部分：“在突破世界中有其基础的民族”和“与突破保持距离的民族”，“前者是历史的民族，后者是原始的民族。”［第64-65页］在轴心期实现了“突破”的民族在精神和人性两个方面表现出了新特征：从“精神”的方面说：“在突破中成熟起来的精神一旦被思想、著作和解释传送给所有倾听和理解的人，突破的无限可能性一旦变得可以察觉，由于掌握了突破所具有的强烈和感受到了突破所表达的深度而跟在轴心期后面的所有民族，都是历史的民族。”［第66页］
“轴心期”文明的特征可以从社会现象与精神运动两个层面来理解。从社会现象的层面来看，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众多哲学流派出现了。在中国有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与佛陀；从伊朗到以色列，先知纷纷出现。而希腊贤哲如云，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还有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斯和阿基米德等。其二，这些哲学流派分别展开了精神传播运动。孔子、墨子和其他哲学家，游历中原，到处赢得信众，建立了学派，希腊诡辩家和哲学家到处漫游，而佛陀则在各地云游中度过一生。“在孔子受挫于魏国和柏拉图在锡拉丘兹的失败之间，在培养未来国士的孔子学塾和服务于同一目的的柏拉图学园之间，可以找出社会学的类似现象。”［第12页］其三，三个地区内有大量的小国和城邦，有国家对国家，城邦对城邦的斗争。中国由于周天子软弱无力，大诸侯通过征服其他小国而扩张领土。“在希腊和近东，一些小城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波斯所征服的城邦，都享有独立地位。在印度，有许多邦国和城市。”［第11页］
从精神运动的层面看，主要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反思意识的产生，“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第8-9页］从这一时期开始，“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第9页］
其二，人性的全盘改变，即人性的精神化。“神话时代及其宁静和明白无误，都一去不复返。”［第9页］希腊、中国、印度哲学家们的重要见识并不是神话而是理性的哲学见解。“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最后发生了反对诸神不真实形象的伦理的反抗。”［第9页］而这一精神运动则直接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宗教伦理化了，神性的威严因此而增强”。二是“神话成为语言的材料，用以表达与愿意极不相同的含义：它转变为寓言。在此转变过程中，神话得到改造，并在新的深度上被理解。”［第9页］而旧神话则通过芸芸众生的代代相传的信仰，作为背景而被保存下来。
其三，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中国的隐士和云游哲人，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和以色列的先知，尽管其信仰、思想内容和内在气质迥然不同，但都统统属于哲学家之列。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第10页］“人在理论思辨中把自己一直提高到上帝本身”，而被束缚与藏匿在人的躯体之内的“特殊的人性”，“渴望解放与拯救，向着理念飞升”，体验着与涅磐、与道的一致性，在超越了教义与信念的不同之后，三个地区的人类表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特点，即在轴心期，首次出现了后来所谓的理智与个性。”［第10页］
其四，“人们明白自己面临灾难，并感到要以改革、教育和洞察力来进行挽救。他们制定计划，努力控制事件的进程，并第一次要恢复或创建良好的环境。”［第11页］“人们殚精竭虑地寻求人类能最和睦地共同生活、实行最佳统治管理的方法。改革的观念支配了实践活动。哲学家周游列国，成为智囊和导师。”［第11-12页］
“总而言之，轴心期的概念提供了借以探讨其前后全部发展的问题和标准。早先文明的轮廓渐渐消散，承载它们的民族在加入了轴心期运动时从视野中消失了。在并入自轴心期开始的历史运动之前，史前民族一直保持史前状态，要不就是灭亡。轴心期同期同化了存留的一切。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第15页］
与“轴心期”这一核心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起源”与“目标”这两个概念，对此两个概念，雅氏有自己独特的规定，他认为：“起源和目标不可能获得任何令人信服的感性的真实形体，我们可用下列符号表明它们：‘人类之诞生’——起源；‘不朽的精神王国’——目标。”［第34页］因此，雅氏所说的“起源”与“目标”并不是一个可用来实证的概念，为人类提供一个可以通过科学实证方式检验的起源和目标，而只是一种象征，通过这一象征来揭示人类在“起源”与“目标”的两个方向都是开放的，并通过此开放性来思考人类的命运，人性的深奥性与人性的潜在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当他说“上帝是起源与目标，是心灵的宁静。那里有安全”［第250页］这句话时，他所说的“上帝”不再是基督教传统中的人格神上帝，而是一种超然的存在，一种象征，它在根本上“是历史性的”。
借助“轴心期”这个概念，雅氏对人类的起源问题做了一种哲学性的而非实证性的探讨，他将对人类起源的人种学的讨论转向对人类内部精神统一性的新起点的讨论，他认为，“轴心期同时发端的奥秘，比起古代文明诞生的问题来，所处的水平要深刻得多。首先，其同时性更加准确；其次，它与人性的整个有意识的思想方面的精神的历史发展有关。从古代文明产生起，这三个具有独特性的地区就在基督降生前的1000年中，产生了人类精神的全部历史从此所依赖的创造成果。”［第22页］
就“目标”概念而言，雅氏将人类的“目标”设定为“历史的统一”，而这种历史的“统一不是事实，而是目标。”［第294页］其具体内涵有如下四点：其一，目标是人类的文明和博爱。在整体上表现为人类“存在的有序化”，而这种有序化的目标就是“合法的世界秩序”，而人类的“统一通过存在的有序化给人类心灵和精神的潜力以发挥的机会。”［第295页］其二，目标是自由和自由的意识。“法律秩序的意志没有直接造成其目标的自由，而只是造成了政治自由，它给人类存在以可能能实现所有真正自由的机会。”［第295页］其三，“目标是共同环境中的杰出人物、精神创造和文化生产，它是创造能力。”［第295页］其四，“目标是上帝在人类中的显现。在目标深处感知到的存在就是上帝的表现形式。”［第296页］
雅氏认为，人类要追求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宝贵价值”，只能属于“统一”的范围。如果“没有统一作为历史的起源、目标和依据，就没有历史。”雅氏断定，“领悟历史的统一，即从整体上思考世界历史，是寻找历史最终意义的历史认识的推动力。”［第297页］而他所讲的“历史统一”，绝对不能理解为“人类生物学根源的统一”，［第299-300页］而只能是一种“崇高的人性统一”，而这种“人性的统一”是不存在于任何现成的、僵化的制度之中的。他说：“这个崇高人性的统一不存在于知识和工具的传播中，不存在于帝国权限和征服的范围之中，不存在于那种置人于死地的禁欲主义和对近卫军进行强迫训练的极端产物之中，不存在于制度和决定的稳定与持久之中，而存在于最清晰深刻的意识和显示本质的光彩四射的瞬息时刻之中。”［第295页］
雅氏还提醒我们，“所有统一的事实都是历史内部的简化物”，最重要的事情是领悟历史统一形式与道路的多样性，以及多样的现象在整体中发生的道理，“我们要对超出多样性的整体保持开放，对人类和永远是现存的人性整体保持开放。”［第300页］因为“这个人性包含一切。它在自身中孕育的奇迹不管有多么宏伟壮丽，永远只是其它现象中的一个现象。”［第300页］因此，雅氏在历史哲学的层面所说的“统一”，并非是经验意义上的人类大一统，而是一种从整体上思考人类问题的哲学方法。
《起源与目标》一书表面上是以“历史哲学”的面貌出现的，但在其中讨论的许多问题远非狭义历史哲学所能涵盖，其中对“技术”的哲学思考，对信仰的哲学阐述，对自由的真正意蕴与自由在经验生活的多重表现的思考，尤其是对人性问题的深刻思考，都让该书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哲学的内容，而且在当时历史所允许的限度里避免了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思维陷阱。我们不妨说，雅氏是在极其宏阔、开放的人类历史视野里，以哲学的“起源”与“目标”的观念来思考人类的命运问题。他紧紧抓住现代文明所发展的“自由”精神与现代科学文明发展出的“技术文明”两个最为重要的现象，要求人类在面对未来的危险与不确定性的难题的时候，通过回顾“轴心期”文明的精神遗产，为未来提供某种方向性的指引；而对从人类文明基础之上发育出来的“技术”现象，强调要用思想或精神的指导，以使它造福于人类而不把人类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给《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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