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仪式可以异地举行

◎文/《青年周末》记者 徐帆

“5·12”周年之际，李连杰率众星重走汶川路，三百号人马浩浩荡荡，导致成川公路大塞车、某工程停工一天；各路媒体带着镜头又一次蜂拥而至；心理咨询师们也在又一次向灾区云集……

我们不能怀疑大家缅怀死者、关爱幸存者的诚意。可并非每一种缅怀，都能给逝者以足够的尊重和体谅；并非每一种关爱，都能最大程度地避免二次伤害。

面对“周年祭”，有一种声音值得聆听。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心理学教授张结海建议，让汶川自己决定周年祭。如果他们希望安静，那么，安静的纪念也许才是最好的纪念。

或许，此时探讨一周年祭有些晚了，可对未来的五周年、十周年乃至更久远的纪念，这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要从灾区群众的角度考虑周年祭

青年周末：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提出“给汶川大地震一个安静的周年祭”的观点的？

张结海：前不久，我看到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的消息，而北川县宣传部震后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接待各方领导及各路记者，陪同他们进入北川老县城视察、采访，一路还得讲解：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单位，在这里有多少人遇难……一遍遍重复，工作人员内心的伤口也就一次次被撕开。当然，一个人的自杀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我想他的工作让他一直无法从哀伤的情绪中走出来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

所以我提出，要给灾区一个安静的周年祭，希望媒体在做周年祭报道时不要一味追求报道的关注度。有关部门或其他涉及到周年祭的人员，在搞活动时，如果是为了表彰自己一年来的功绩，这样的周年祭意义就不大了。

希望我们的周年祭活动不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老百姓的需要去考虑。如有可能，最好有人做一个实地调查，问问当地人希望如何安排纪念活动。

青年周末：群众需要什么样的周年祭，这个调查怎么做呢？

张结海：这个是不难的。可以直接去做一个问卷调查，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办一个晚会，愿不愿意被组织去寻访一年前的救援队等等。这些事情在没有经历过地震的人看来，可能没有什么。但你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只有他们这些亲历者才会有感受。如果他们不想做或者不想参与这样的活动，我们也应该考虑如何回避一下。

地震创痛将伴随一生，适应比忘记更重要

青年周末：祭奠仪式本身有着缅怀死者、关注生者的意义在其中，如果我们一味回避，会对灾区群众的心理有帮助吗？

张结海：纪念当然是必要的，普通老百姓会自发地以他们自己的形式去做这样的纪念的。

青年周末：你是否觉得现在某些形式的周年祭，在某种程度上，对灾区群众算得上一种“二次伤害”？比如说，在某些“5·12”周年纪念的晚会上，让被救者与救援者重逢，期待他们在闪光灯下出现抱头痛哭的一幕。再比如说，某些媒体为了进行一周年的纪念报道，重回灾区，去采访那些幸存的受灾者，让他们回忆这一年来是如何在痛苦中重建家园？

张结海：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会不一样。总的来说，从灾难经历者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大脑机制来看，受灾者的大脑不同区域会有特异性改变，也就是说，那种景象在他的大脑里留下印象了，不大可能通过手术或药物的方式消除。

既然无法消除，那么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教你如何去面对。比如说你被埋一个房间里长达数十个小时之后，你被挖出来了，但若干年后，如果你碰巧进入某个小黑屋子，你还是会起反应。你想试图让它消除是不太现实的。

青年周末：换言之，这种大地震带来的创痛会伴随他们一生？

张结海：会伴随他们一生。所以我们说，以后工作的方向不是让他怎么去忘记这些事，而是告诉他怎么去面对。有些人在受灾以后会出现闪回，以及相应的愤怒、抑郁、恐惧、自责等等一些症状，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不正常的反应，可能就会产生心理问题。你需要去告诉他的，这其实是正常的，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正确面对。

青年周末：这个治疗周期或者自愈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呢？

张结海：很长，具体多久也不太好说。我手头正好有一份美国越战老兵的资料，他的工作就是救伤员，直升机降落以后，他就负责把伤员扛到飞机上去，他把谁扛上去谁就有活的希望，如果没扛就基本没什么希望了。时间一长，就出了个问题，因为直升机能容纳的人的数量有限，所以他扛谁就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他不能做决定，他不扛谁谁就会死。这个人说，他有10年的时间从来没有笑过，这个人最终真正从那段经历中走出来，是20年之后的事情了。

“9·11”一周年纪念没有在事发地举行

青年周末：对于这种比较大的灾难的纪念，国际上有什么经验供我们借鉴吗？

张结海：像美国“9·11”的纪念，不是搁在纽约，而是放在华盛顿进行。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我们的周年祭，不一定非要在灾难发生地举行。如果要搞的话，可以换一个地方，如果要放在北京做，也挺好。

这样的话，我关心周年祭就可以去看，不关心就可以不去看。如果在当地做，就没有回避的可能。还是以自杀的冯翔为例，作为宣传部的干部，他的工作无可避免地要经常介绍地震造成的伤亡情况。如果他不做这个工作，他就可以回避这个问题。周年祭也是如此，如果不在当地搞，如果我不想参加的话，我就有了回避的可能。如果你这个做法是让我无法回避、无法控制的话，这个做法对我就是一种伤害。

青年周末：曾有日本心理学家说，相比较地震刚发生时，相距地震一周年左右反而是心理救援最关键的一个时刻。

张结海：对。因为地震发生初期，许多人经历丧失亲人的打击，那时产生的是相对“单纯”的悲伤；但是，随着生活、未来等越来越多现实问题的出现，他们的悲伤逐渐转变成“复杂”的伤痛，而往往，这个过程需要一年时间，甚至更长。随着地震纪念活动的开始，那些原本已逐渐恢复正常心态的人，在不断的回忆中，极有可能发生心理状态的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周年的时刻既是心理救援的危机，也是转机。

记者采访应多观察少提问

青年周末：对于很多媒体工作者来说，前往灾区进行周年祭的报道是不可避免的，你对他们的工作有什么建议？

张结海：根据“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把幸存的受灾者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人群是大多数，他们的后果相对温和，基本上不需要专业的心理帮助。这跟他们的神经系统本身也有关系，有些人是坚强些——我要自我纠正一样，“坚强”是个危险的词，一定要慎用——只能说同样的经历作用在有些人身上，反应没那么厉害。对于这些人，问他一些问题，尽管他会伤心、流泪，但还不至于对他的心理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类是严重后果者，其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尽管不大，但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会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第三类是极端后果者，不对他们进行心理干预很可能会出现极端后果。对于这些人的采访，相当于把他的伤口又一次撕开。

但是这几类人群在记者的短期采访过程中，是不太容易一下子分辨的。所以，我希望一个记者主要是去观察，而不是去问。当然，作为一个记者，你可能会说，如果我只是看，可能不会获得我想得到的东西。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很多东西是可以发现的，只不过确实比你直接去问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最近做一周年的回顾，重要的可能就是在于告诉大家灾区的现状是什么样的。